第5届茅盾文学奖《长恨歌》

《长恨歌》 王安忆 推荐系数：3.5
本书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本书抒写了一位四十年代平民出身, 美丽、善良而又柔弱的女性不幸的一生和悲剧的命运。其间, 包含着对于由历史和传统所形成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思考与开掘, 对那些远离了时代主潮、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妇女与弱者的深深同情。

《长恨歌》三题
文：周泽雄
出处：《书屋》二〇〇一年第一期

一、那一件旗袍

　　在烟灰色的笔墨意境中，上海的弄堂——那种沉垒了无数理想、幻灭、躁动和怨望的居住型态——在我们眼前依次展开。作者的语言仿佛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平实的取景、家常的口吻、不时出现的具有默片风格的话外音，将一座半个世纪前的迷幻都市缓缓摇出。我们感知的官能被启动了，昨日的箱底被打开了，怀旧的情感被追溯了，而我作为读者个人的那一丁点独特性（我的童年恰巧在作者倾情描述的那些老式弄堂里撒野），也使我的阅读另有便利之处。作者的回忆与一介读者的回忆，由于有着相近的生活底本，遂像多年重逢的老友，可以不断通过对细节的描述、补充来验证友谊的金贵和持久，我仿佛重新听到了凌晨倒马桶车阿姨高亢的吆喝声，重新看到了过街楼上那条寓意复杂的朝阳格花纹的窗帘。当作者引领我们追随流言的生成轨迹时，我的嘴边几乎已能咂摸出雪里蕻咸菜那样强烈的弄堂气味，又如同“老虎脚爪”点心那般扭曲和真实。

　　与新现实主义电影不同的是，王安忆并不一味拒绝俯瞰的视角，从“老虎天窗”外不经意飞过的那几羽鸽子，作为这座城市的同谋和告密者，被作家别有用心地借用了，我们正借此看到了语言飞翔的翅膀：像少女王琦瑶的体态一般轻盈偃伏、收拢乖觉，像少女王琦瑶的幻想一样高飞在天，迟迟不愿回家。与新现实主义电影另一大区别是，作者也不刻意拒绝特写。她随心所欲地拉动着镜头，像“风拨弄一片叶子”（雨果语）般拨弄着读者的视线，嘈嘈切切之声与攀援植物“爬壁虎”吸附一切的静态造型，都市细致入微的声色之欲与鸽子远离嚣尘的旷世姿态，在我们眼前交替掠过，时而清晰，时而淡远。这不，伴随着高跟鞋清脆的足音，我们走进了沪上名媛王琦瑶的世界，眼角里尽闪动着少女的旗袍，一件件带有岁月樟脑般陈香的旗袍。

　　王琦瑶属于那种典型的都市小家碧玉，如作者所言，她是我们“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一位真正的“三小姐”。她的美不事张扬，缺乏攻击性，皇后的凤冠注定与她无缘；她的美不是为了让人大呼小叫的，不是用来闭月羞花的，也不是用来出入宫廷、装饰客厅的；她的美无意于招摇，却似乎更经得起挑剔和凝视，席终人散之后更能吸引某位成熟男子视线的钩连，沧桑已非后也更耐得住岁月的打磨，因为她的美与日常生计有一种感人的互渗关系。这样的美即使陡然来到一座寻常的江南水乡（如邬桥），也照样能在小镇子弟眼里唤起月牙般暧昧的诗意。王琦瑶当然是一位红颜，红颜薄命的宿构当然也没在她身上成为例外。一九四八年与国民政府要员李主任的一段露水姻缘，除了使她至死存有那几根活命丸般的金条外，不可能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给她的生活添光加彩，既然她仍然生活在上海的屋檐下。何况，她似乎又是那种别处罕见而上海滩独多的女人，即那种对革命患有先天性过敏症的女人，她宁愿在家当一位专替人打针的护士，也不愿像别的小姐妹那样去轰鸣的纺纱车间吃一口流行的公私合营饭。革命的成功与心上人的永久离去，于是便给她带来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因为她的世界与革命无缘，她的人生立场和生存趣味，注定只能呆在以制服为外在表征的体制之外，像一张被旧时代挂失的金圆券，无法在新时期的金融体系中兑换出相等的金额。现在她成了不祥的女人，她天生的淑女风范使她周围永远有男人尾随，而由于这种风范相当长时期内一直遭到主流社会的贬抑和排斥，这些尾随者地位、身份之卑微，也就可以想见了。在那个年代，这些靠吸食失落的海上旧梦维持精神口粮的家伙，不仅不可能提升王琦瑶的实际地位，甚至无法与王琦瑶把关系保存得稍稍长久些。阳光周而复始地在院墙上摇曳，随无花果叶一起摇落的，还有王琦瑶的青春韶华，她的生命正如压在樟木箱底的旗袍，美艳，却只能呆在箱底。

　　应该为这个新奇的艺术形象炮制点意义出来吗？这个水做的生命，可从来不曾对人生作过任何意义的探询呀！她穿着得体，举止高雅；她谙熟女性世界的一切，包括事关服饰钮扣的全部美学，荤腥菜蔬搭配的所有比例关系；她读报绝不看第一版，一条裙子只能配一种丝袜，除老派男人外一颗芳心也绝不胡乱扑腾。她是生来知道做女人好处的，于是便尽心尽意地做着份内的事，不露斧凿之痕地成就着女人的美。简而言之，她除女人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她的简单在此，丰富亦在此。时尚是她最大的操守，美丽是她终极的心愿，她的卑微在此，崇高亦在此。

二、也许是败笔

　　读完《长恨歌》已近一周，我渐渐发现，这不是一部那么容易被忘怀的作品，因为我好像一直在纳闷：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处置心爱的主人公呢？

　　不能说王琦瑶的结局不可信，几年前上海一位刚烈的女作家，也正是以类似方式惨遭不幸的。理论上讲，由于社会生活本身的动荡和不确定，任何生命都始终存在骤然殒灭的可能，正如他们也可能突然赢得大奖一样。这是一种社会性机率，它不随个体的意愿而消长，而纯粹为了体现自然力的强大和无常。所以英国王妃戴安娜会因一场无名车祸魂归天国，中国一位四十年代的“上海小姐”也会在八十年代横遭不测，我们对之尽可以唏嘘感叹，却没什么可质疑的。何况就小说而言，它的世界从来不曾满足于对现实生活作照相式翻版，小说家在叙述故事、阐释命运的时候，总会本能地抱有某种浪漫。这浪漫包括：提升人物的精神层次，为生命的流程人为设置路障，对个体命运蓄意作尖锐化处理。当然其中最优秀的成员，一般又会注意节制乃至消解这一倾向，他们有理由警惕，将人物的命运依托于太过突兀的事件，正如低能作家常会让“无巧不成书”的情节太过泛滥一样，难免会显出作者缺乏对人物、情节的调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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