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姚雪垠

1985年《李自成》第四卷“崇祯皇帝之死”和第五卷“李自成之死”这两个单元在《小说》上发表时，已很精彩。但后来姚老通通推翻重写。当1990年《小说》第二、三期连载“李自成进北京”时（即现在出版的第四卷中的“围城时刻”、“崇祯皇帝之死”和“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的第十三章），我又一次拜读了这个大单元。我敢说这次修改是相当成功的，给《李自成》第四卷增加了几倍的艺术力量！当时我曾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登门祝贺姚老的成功！姚老说：“崇祯皇帝之死”发表后，反应很好，但我并不满意，在写“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时，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崇祯皇帝之死”中的一些重要情节融入“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单元之中，作为第四卷的一个重要内容，使第四卷一下就进入大悲剧的高潮，使四、五两卷的衔接处在故事上一气呵成，结构更加严密完整。围绕崇祯皇帝之死这部分，有的情节重新构思，有的情节精心修改，不称心不如意的宁可弃置， 也决不含糊吝惜。 姚老对经历了276年的明朝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是当作一个社会群体的大悲剧， 一个封建阶层的大悲剧，而不仅仅是崇祯个人的悲剧，要写透这一点，就要把崇祯皇帝以身殉国的典型环境写得“满意”，就为这满意二字，姚老写了改，改了写，他不是一万字、二万字地推翻重写，而是几万字几万字的推翻重写，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把当年《小说》上发表的“崇祯皇帝之死”与现在出版的《李自成》第四卷放在一起对照比较一下，便可看出姚老付出的心血！现在姚老是把李自成进北京与崇祯皇帝之死交叉在一起来写，写崇祯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从不南逃，不能下决心南逃，到后来明白过来想南逃，又为时过晚，失去了南逃的时机；写崇祯如果南逃了，明朝也有可能避免亡国，然而崇祯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最后身殉社稷，国亡君死，走上了亡国之路；写崇祯在李自成破城前的惶恐、悲愤、幻灭、绝望，错综复杂的心理和李自成破城后，下旨后妃自尽，亲手劈杀公主和幼女，最后偕太监王承恩自缢于煤山脚下。写崇祯、周后虽死，乾清宫、坤宁宫的宫女头儿魏清慧、吴婉容和长平公主的贴身宫女费珍娥，如何各自采取不同的方式为明朝尽忠，为帝后尽节。姚老对费珍娥这个在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身上花了更多的笔墨，写费珍娥如何被吴汝义发现，献给李自成；写李自成如何被费珍娥的容貌和才华倾倒；写他又如何从自己动心、喜爱到从战争的大局出发，把费珍娥赐给罗虎为妻；写费珍娥如何从一心要刺杀李自成到刺死罗虎而后自尽。这些情节在姚老的笔下，既写得那么生动细腻，又显得是那么深刻重要。
姚老在《李自成》的第四卷，把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同以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政权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后，在攻克北京的瞬间，便宣布了明朝的历史和崇祯皇帝本人的历史已经结束。虽然崇祯皇帝至死不认输，不甘心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但明朝确确实实是亡了，他本人也确确实实是亡国之君了。姚老在塑造崇祯“这个”封建帝王中的复杂人物、复杂性格时，一点也没有简单化。他形象地写出崇祯登基以来，宵衣旰食，勤于朝政，一点也不敢懈怠，极想做一个有为的“英明之君”、“中兴之王”，力挽狂谰，拯救明朝的灭亡，就是在覆灭的现实面前，他还留下“衣带遗诏”和自缢时以发覆面，表明他“做亡国之君我不甘心！”“失去江山，无面见祖宗于地下。”这些姚老写得愈强烈、愈深刻、愈生动，愈能说明明朝灭亡的社会复杂性和历史多变性。如果姚老笔下的崇祯皇帝，是一个腐朽荒淫，不理朝政的无能昏君，也就没有那么多的遗憾，人们会把明朝灭亡的责任毫无保留地归罪于崇祯，崇祯也就顺理成章地落个“亡国之君”的骂名，这样也就没有什么悲剧可言了。崇祯死，明朝亡，许多人为他痛哭，为他殉节，第四卷虚写了懿安皇后和袁皇贵妃回到娘家自尽和新乐侯刘文炳全家自焚，无论是正面的、还是侧面的描写，都是为了反映明朝灭亡时的“这个”典型环境。在典型环境的创造中，姚老把灭亡前崇祯的思想感情、复杂心理浓浓地、具体地展示出来，把崇祯皇帝个人的悲剧与崇祯皇帝所代表的那个社会群体、封建阶层的悲剧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明朝的灭亡和崇祯皇帝的死的悲剧气氛、悲剧环境和悲剧效果更加真实和强烈！在这里姚老不仅写出这场历史大悲剧的深刻性，还写出了文学的典型性，这样就把李自成进北京和崇祯皇帝之死的艺术水准推了上去，也使四、五两卷的整体水平得到提高，成为全书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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