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姚雪垠

小说创作需要虚构，没有虚构就没有创作，也就没有小说艺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不例外，同样需要虚构，只是虚构的情节，一定要给人以历史的真实感。《李自成》在描绘、渲染、铺张、精雕细刻和史实可信的结合上，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姚老在创作中，始终不忘历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的具体性，他笔下人物的思想和感情，性格和形象都深深地打着三百年前的历史烙印。至于风俗习惯、服饰器皿、典章制度以及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他都进行严格的考证，决不随便使用。一时弄不清楚的，宁可不用，也决不马虎。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要求，以及关于历史真实和历史小说的关系，姚老从他的学习体会和创作感受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在其处理的历史范围内应该以历史家要求自己，甚至应该要求比一般历史家的知识更丰富，因为历史小说的创作者除了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外，还必须知道一些无关重要的生活细节、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写史学著作必须重视历史的确实性，而写历史小说所重视的除了历史的确实性外，还有历史的可能性。确实性不能虚构，可能性只能是虚构。虚构的基础是作者对历史的认识，然后通过艺术表现的手段，将作家对历史的认识传达给读者，使读者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感受更强烈。历史小说的一切情节和细节产生于历史科学，归结为历史文学。”姚老的这些话，对我来说不仅是新鲜深刻的，而且是很有启发的。至于小说的艺术风格、艺术手法、艺术技巧，他想的就更多了。姚老过去在大学教书时，他开过“小说研究”这门课程，当时他是作为纯粹艺术技巧问题来讲授的。到了写《李自成》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要把多年来自己在理论上探索的一些问题付诸于创作实践。姚老多次谈到，《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对他的影响。他说：“我喜欢《红楼梦》用工笔描写人物，描写生活画面。我喜欢《战争与和平》的气派大，善于描写战争场面，也喜欢它有几章写地主打猎生活的极其生动的画面。这两部小说在艺术上对我有一个共同启发，就是大部头的长篇小说应该包罗的内容相当地丰富，人物和世相要缤纷多采。我在写《李自成》时，竭力向这方面追求，我希望全书写成时将会展开一幅十七世纪下半叶各种不同的阶级、阶层的生活画面。”姚老追求奋斗的目标，最终在《李自成》中实现了，从帝王后妃到文武大臣，从文人墨客到市井小民，从义军统帅大将到男女战士，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各阶层的人物，把上层和下层的生活，展示得有声有色，无比丰富，绘出了一幅中国封建社会绚丽多采的画卷。
《李自成》第一卷出版时，有的人批评姚老写李自成想当皇帝是歪曲了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的形象；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这些让姚老又吃惊又出他意料的批评，到了“文革”时，更是猖狂。要不是毛泽东主席及时下达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李自成》无疑一定被打成“大毒草”，姚雪垠也一定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但无论是在什么形势和环境下，姚老始终坚持己见，没有一丝一毫退让。他说，写不写李自成有皇权思想，牵涉到历史唯物主义。中国从陈胜吴广起义到太平天国起义，两千多年，大大小小几百次农民起义，没有不带皇权色彩的，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上层建筑、传统的封建法权思想、皇权思想，在人们头脑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结果。直到20世纪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才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关于牛金星，姚老说，这是一个复杂人物，在明末农民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他参加了李自成的起义部队，当时举人这一级的人物还没有一个参加农民军的，牛金星肯参加，这是很不容易的，同时他确实有实际学问，所以李自成才那么重用他，让他做首相。如果把牛金星写成“碌碌之辈”，不仅道理上说不通，也把李自成写低了。但在刻画牛金星的时候，也写了他怀才不遇的心态，写他有一股士大夫的酸气，这就为牛金星后来的发展变化埋下伏线。尚炯是封建社会的小知识分子，是同牛金星对照的人物，他极其忠于李自成的事业，却没有个人的政治野心，灵魂中也没有士大夫的酸气，所以他一直坚持到最后，与高夫人一起壮烈牺牲。从姚老对牛金星的论述，我们也能体会到，他对《李自成》这部长卷中一些主要人物的性格把握及其发展，不仅有着充分的考虑，而且是反复斟酌的，不是那么简单随意创作出来的。
在和姚老交谈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李自成为什么会失败？对这个问题姚老想得很深、很细，而且在进入四、五两卷写作后，他原有的一些想法，有的有所发展，有的有所变化。比如，对于李自成进北京后，严刑追脏的行动和后果，分量就比他原来的构思大大加重了。在姚老的笔下，无论是李自成，还是刘宗敏，在当时都没有想到北京和他们占领的其它州县是不同的。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进入北京之后，特别需要讲究策略，更何况当时还面临与清兵直接对峙的局面，更需要求得京城的安定。但李自成、刘宗敏和他们的左右都没有看到这一点，一进北京便不加区别的拘捕了明朝大批皇亲、勋臣、上层官吏，严刑追脏。有些人被追了脏，还要处死，结果引起社会上极大的震动，在中下层社会造成恐怖气氛。对于抄没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全部运回西安，没有拿出一部分对北京的贫苦百姓施行救济，把追脏的具体行动同群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结果不仅使李自成失去民心和信任，而且人心惶惶，社会不稳。这样的事情历朝开国皇帝都不会做的，独独出于李自成创业建国之初。姚老在第五卷特别以此与后来的多尔衮进北京作了鲜明的对比。
又比如，李自成进北京以后，他让大顺军驻扎在城内，担起向官吏家室搜索金银的追脏工作，良好的军纪就很难再维持下去，随后奸淫掠劫的事情就发生了，而且愈演愈烈，年轻的妇女跳井、上吊自杀的事屡屡发生，造成人心背向的恶果出现。这时如果李自成果断下旨，严申军纪，把军队迅速撤出北京城内，军纪败坏的现象，完全可以阻止，情况也会有所补救。但李自成采取了放纵态度，将领们也贪恋北京城内的生活，军纪继续败坏，李自成和他的大顺军在北京的政治形象和政治影响迅速下滑。京城的百姓由原来兴高采烈地拥护李自成和大顺军进北京，这时感到失望和痛心，转而怀念明朝，把希望寄托在吴三桂拥护太子即位上。开始，姚老对大顺军军纪败坏的现象和恶果还看得不那么严重，但后来他在写四、五两卷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这问题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时的李自成已不是一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是一位新朝的皇帝，在他进入北京之后，他的左右或被封侯、或被封伯，都获得了“高爵厚禄”“子女玉帛”之利，已经形成了一个新朝的封建统治集团，这时无论是李自成，还是他的文武大臣也就没有什么顾虑，再考虑什么影响了。姚老也还写到，在李自成败出北京退到山西后，他有所醒悟，曾想严厉整顿军纪，但收效甚微，派出的军队依然纪律不好。军心涣散，军无斗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李自成最后败亡，也没有扭转过来。
再比如，李自成从北京退到山西时，河南的地方武装纷纷起来反对大顺政权，使河南的局面陷入不可收拾。这时李岩请求给他两万人马回河南收拾动乱的中原局面，李自成起了疑心，下旨将李岩兄弟杀掉。假若李岩不被杀掉，给他两万人马，让他回河南，代表李自成独挡一面，也有可能使河南的局面发生一些变化，甚至会有所好转。如果那样清兵就不能毫无牵制地集中力量攻打潼关，只要战争形势稍微有点缓和，陕西暂时松口气，就有可能出现对李自成和大顺军有利的新局面和新变化，所以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后果关系全局。但最初，对李自成错杀李岩兄弟的严重后果写得并不充分。当时姚老把责任过多地归罪于李自成轻信牛金星的谗言，后来他有所变化，偏重于李自成这方面的责任。首先是李自成对李岩不信任，进而引起疑心，最后给牛金星下旨处死李岩兄弟。牛金星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最终他还是个执行李自成错误决定的人，这个变化在五卷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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