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洁非：从《檀香刑》到《花腔》
《檀香刑》莫言著，作家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从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开始，在近二十年中，莫言的创作差不多一直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在同时期的作家当中，颇有一枝独秀之态。究其根本，应该归诸莫言的感觉方式有着深厚的地域、民间渊源，虽然早先对莫言本人来说，这种渊源尚未被意识到，甚至他所主动追求的还主要是外来小说观念及技巧(例如魔幻现实主义)，但实际上他的心灵是被童年少年时代所经验的本土文化因子深深俘获的，这一点人们可以从莫言小说对色彩的感觉、对魅幻魔变情节的着迷以及诸多意象中找到根据——数百年前滋养了蒲松龄的那种鬼仙文化，同样滋养了莫言。
《檀香刑》是这样一个标志：民间渊源首次被放到文源论的高度来认识，也被有意识地作为对近二三十年中国小说创作宗从西方话语的大格局寻求超越和突破的手段加以运用；同时，作者关于民间渊源的视界进一步开拓，开始从抽象精神层面转化到具体的语言形式层面，从个别意象的植入发展到整体文本的借鉴。
题材的特殊性，令莫言在《檀香刑》里付诸实践的一切，有了一种奇妙的艺术效果。作为历史事件，义和团现象本身就是民间文化所孕育所造就，是一次山东民间文化的狂欢。通过这个题材来激活一种以民间文化为底蕴的小说叙述，不仅再合适不过，使内容与形式之间天衣无缝，并且形成了一种妙不可言的“回声”。民间戏曲、说唱，不仅被移植到小说的语言风格之中，而且也构成或影响了小说人物的精神特征、世界观和情感方式。这种“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使得《檀香刑》比以往任何高扬“民间性”的小说实践，走得更远，也更内在化。
神奇化、暴力倾向，仍旧是莫言所给人的突出印象，这一次，它们是跟中国文化另一特色——酷刑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作者把他的这一奇特兴趣，用于表现或映衬一种桀骜不驯，一种野性，一种英难主义气概。重要的不在于人们是否接受他的观点，而在于他的这种心理倾向已经铸成了一种十分鲜明的小说个性。
《鹦鹉的定理》/法德尼·盖之著，作家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7月版)
在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以及相关知识传输教育上，法国人和我们的观念是有着天壤之别的。至今，我们恐怕都没有意识到差距在于观念。我们仍然以为我们的不足和问题出在方式上，以为方式的转换——例如以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便可以解救我们中小学教育的危机。那么，请读读《鹦鹉的定理》吧，读了以后就会知道，只要观念上没有彻底更易，在我们这里就打死也不会有人想出德尼·盖之那绝妙的形象化数学教育的点子来——例如，书中这样描写三兄妹：老大饶纳“他身材不厚，但较宽，胸部就像16：9的屏幕。欧几里得会说他是‘面积’。因为他‘只有长度和宽度’。”他的双胞胎妹妹蕾雅“短发，下牛仔，上茄克……乳房小而硬……她身材纤细，线条优雅。欧几里得会说她是‘只有长度，没有宽度’。”老三麦科思“身材圆圆的，前额宽宽的……肌肉之发达与年龄相比令人吃惊。‘这影响他长高。’比蒂家的人在乐彼克街上遇到他时这样说。……欧几里得呢？他会怎样说麦科思？嗯……他会说麦科思是个个体。他不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又有厚度’吗？所以，是体。而且还是空间立体的‘体’。”我初见这种笔墨时，大为骇然：原来数学也可以这样讲述的！那么准确、生动，而且直抵本质。有人可能以为，只是涉及比较初级的数学知识时才可以这样，但实际上《鹦鹉的定理》全书都以这种笔法写成，甚至后来讲到哥德巴赫猜想时依然如此。之能如此，作者思路的阔达、超脱、机智是一个原因，但根本而言，是其观念所定；这种观念，不把数理学科看成与人割裂的抽象物，相反，指认它们完完全全来源于生活，内在于生活，就是我们最普通的日常世界的一分子一方面。
《阿难》/虹影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月版
卷入现代化对中国来说，最深刻的困境并不是经济或知识体系上的，那可以通过“转型”来克服，而有一种困境既必然发生又无法克服，亦即对自身文化的不认同(或曰难以认同)。二十世纪中国诸多大事件(包括文革在内)、大论争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分裂现象，甚至一些杰出人物如毛泽东、鲁迅身上复杂的矛盾性，皆以此为最终解释。这种与自己为敌的处境，不单单蚀损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它真正可怕的前景在于精神“归途”的惘失。从国家到个人，对精神“归途”的寻求始终未断，有如孤雁飘零；人们寻求过“德先生”“赛先生”，寻求过进化论，寻求过马克思主义，寻求过人道主义，寻求过存在主义……结果都因无从解决与固有文化历史的关系而搁浅。现代化进程每前进一步，上述困境也就加深一层，事到如今，精神基础的脆弱与暖昧，已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完整性、凝聚力，乃至民族的长远生存。
我以为虹影所看到和表达的，也正即此。有着游记般美丽和罪案小说般悬念的《阿难》，实际上是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精神危机的一次长镜头式铺览，是对精神上“家”的概念的追问。《阿难》结尾处隐晦地写道：“你是那种‘黑寡妇’的贪婪的雌蜘蛛，我将让你吞食我，一口口撕咬吞进你的身体，在一场忘情的交合之后。”这个令人震惊的句子与场景，也许将是对全球化下文明冲突的最深刻的象征。作者有多年国际化生存的经验和体会，在这当中，中国人在“现代性”时代的精神无归或悬空状态，想必更具体，更有质感。
《花腔》/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一部任何方面都堪称杰出的作品。一部可能代表现有中文小说写作最好水准的作品。
尤为重要的是，本书对于近二十年来中国小说的艺术变革与创新，具有一种总结性的意义；是所有这类实践中一个真正成熟、摆脱了外在化弊病、使形式变化与作品内涵完全水乳交融的罕见例子。在九十年代先锋小说日渐式微后，《花腔》的出现和所取得的成就，更显价值，更值得关注。
作者对语言这一事物的独特生命力，有深刻透彻的认识。整个作品显示了语言作为活生生和最高现实的真实性。讲述、叙说、多维话语的交织，不仅作为历史构成的基础，同时也形成对后者的解构；它们相互间的重合、矛盾与错位，展现并揭示出历史固有的复杂性。然而在具体情节趋于扑朔迷离之际，保存并忠实体现着时代文化特色的语言(叙述人的话语、措辞及口吻)反而最为直接地复活了历史，使之如此生动、清晰；不同的讲述之间，除了作为被述情节的能指，更重要的，是自身同时成为所指，以独立存在的方式参与甚至决定了小说所表述的历史内容。
本书的语言修养和丰富性，对历史中贮存的各种相关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参悟，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巧妙的运用比比皆是。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主要文化身份的语言特色在小说中应有尽有，并且很好地凭借小说叙述使其达到艺术的整合——事实上，《花腔》就是一部以语言为元素，精确、直观地呈现的二十世纪中国史。也因此，它是彻底中国的，从而真正实现了世界性小说形式与本土现实之间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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