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管理科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农村经济、国企改制和私营经济的发展。著有《制度与效率——和诺斯对话》、《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等书。
文/姚洋
我虽然本行是做经济学研究的，但读书却很杂。这大概和我大学时期养成的习惯有关。我是1980年代早期上的北大地理系。那时上大学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压力，因此我养成了自己读书的习惯。至今仍然引以为自傲的是，我曾经花了半个暑假的时间，在图书馆二楼的文科阅览室里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尽管似懂非懂，但是这段读书经历提高了我对哲学的兴趣。在大学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还不是这本书，而是《六人》和《走向未来丛书》。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以西方文学中六个著名人物来展现个人生活的态度。我对其他人物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浮士德和唐吉诃德却记得很清楚。浮士德是个纯粹思想家，唐吉诃德则是个行动家。读了这本书，我明确了人生的态度，就是把这两个人结合起来，既要思想，又要行动；至今我仍然信奉这种态度。《走向未来丛书》则开启了我知识的大门。这套书是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前后大概出了七八十种，在1980年代早中期影响非常大。那时国门刚刚打开，一切都是新的，这套丛书恰逢其时，向读者展现了西方思想界的重要学术成果，同时也介绍国内一些新锐学者的新观点。我记得其中有一本书，名字是《GEB：一条永恒的金带》，我从这本书里第一次知道了哥德尔定理，当时的感受可以用“震撼”来形容。丛书的装潢设计也极具冲击力，小开本，白色封面配上黑白的抽象画，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到美国读书后，和大多数经济学研究生一样，我埋头于经济学的技术细节，读书反倒不多了。回国之后才又开始读。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书。森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但他在哈佛兼任哲学系的教授，他的这本书因此也可以当作一本政治哲学的书来读。森把发展看作提高个人能力、使人享受充分自由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他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构想是一致的。森出身于印度贵族，文笔非常优美。对于不懂经济学的人来说，读这本书也是一种享受。自打读了森的这本著作之后，我开始关注自由和平等问题，同时又促使我去读与此相关的书籍。在这方面，我想向读者推荐三本书。
第一本是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是一本改变了西方现代世界的划时代的书。罗尔斯从自由主义出发，批评了统治西方政治哲学一百多年的功利主义学说，并提出了著名的自由优先原则和分配的差异原则。他的学说成为西方自由派的理论基础。第二本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福山的文笔如行云流水，以历史的眼光推论出自由、民主将终结历史的结论。第三本书是扎卡内尔的《自由的未来》。这本书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但我希望某家出版社慧眼识珠，把它译出来。扎卡内尔出生在印度，在哈佛大学政治系读博士期间就得到基辛格的赏识，毕业之后就当上了《外交》杂志的主编，当时才28岁。现在他是《新闻周刊》国际版的主编。在《自由的未来》这本书里，扎卡内尔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向我们展现了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复杂关系。他反对平民式的民主，尤其反对以全民公决为基础的激进民主，因为这样的民主极易导致个人的不自由。他的论述让我们重新思考权威和社会等级的作用，对于处在转型躁动过程中的中国知识界无疑具有启发意义。
与扎卡内尔这本书相关的，是福山的另一本书，《信任》。讨论信任的著作不少，福山的独到之处，除了他的历史眼光，还在于他把信任和中间组织联系在一起。中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标志，它为民众提供了一个交流和合作的平台，因此有利于信任的建立。福山在这本书中对比了中国和日本，认为中国是低信任度的国家，而日本是高信任度的国家，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中间组织，而日本却有许多中间组织。中国人对于福山的论断多有微词，但读了《菊与刀》之后，我开始相信福山的论断。《菊与刀》是二次大战期间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命于美国政府为研究日本国民性而写的，但它至今仍然是日本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对“忠”和“情义”在日本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忠”要求武士效忠幕府将军，“情义”要求武士效忠供养自己的大名。下面的故事最能反映日本人的性格。一位大名想谋杀将军。他把将军请到家里做客，事先准备了两套谋杀办法。一套是由一名武士在将军面前舞剑，并伺机杀死将军；另一套是在第一套方案失败之后，把自己的屋子推倒，压死将军。当武士开始舞剑之后，他犹豫了，因为杀死将军违背了“忠”的原则。最终他杀开一条血路，带领将军从一个密道逃离了大名家。将军邀请他一同回江户去，他却拒绝了，因为协助将军逃跑违背了他对大名的“情义”。他返身回到大名家，跳进了正在倒塌的房子里，以死践行了对大名的情义。武士的死，在中国可以被称为“愚忠”；但日本人就是认死理，在社会组织方面，这反倒成为日本文化的长处。反观中国，我们的文化中除了“忠”之外，还多了一个“仁”；中国士大夫的最高境界是“仁”，他们对皇帝的“忠”，是在皇帝施“仁政”的基础上的“忠”。由此我想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被大臣的仁义说教束缚得无所作为的万历皇帝，也看到了一个靠直言相谏而步步高升的海瑞。中国的“仁”成了有效的帝国统治的包袱。《菊与刀》里引用一位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人的诚信是流淌在他们的血液里的素质，而中国人需要“仁”来约束，正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此话虽然刻薄，但也说出了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不盲信，诚信是一种思考之后的行动；这样，当道德式微的时候，关于“仁”的思考就会被关于利益的思考所代替。
《菊与刀》可以和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比照着来读。孙隆基在书里对中国人的性格表达了许多恨铁不成钢的批评，书的内容也有一些凌乱，但他的批评对我们有警醒作用。对我来说，他关于中国人的智识尚未脱离肛门期的说法很有意思。他想说的是，中国人对待公共秩序就像没有自控能力的幼儿一样，完全遂自己的意愿行事。中国文化受两大传统的影响。一个是儒家学说，一个是道教；前者教人治理社会，后者教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一般百姓来说，道教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道教崇尚自然的生活，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之不遵守规则，与其说是一个道德问题，毋宁说是他们没有把自己从自然中分裂出来。
当然，要深入了解中国人的文化，梁漱溟老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是一本不能不读的书。在“五四”之后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中，梁漱溟对中国文化进行总结并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以发现我们的长处和短处，实属难能可贵。他对中国文化的概括，至今仍然是一流的，所谓的新儒家们并没有超越。和梁漱溟的著作相对应的，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梁漱溟在经学的层面上总结了中国文化，费孝通则从社会结构的层面为我们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基层的式样。他的差序结构学说很好地描述了中国人的社会交往行为。中国人的人际交往圈子就像一圈圈的涟漪，自己是涟漪的中心，越往外，和自己的血缘和地缘关系越淡。中国社会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但是，我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把我们投入到一个生人社会里。我们今天所体验的许多个人和社会痛苦，都与这种张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