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因此，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只有那些没出息的，没起子的，很无聊的，很委琐的，已经混出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孰分高低？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当时议者，亦以为然。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勃）杨（炯）为之伯。”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人，红得太快，名，来得太易，钱，来得太多，电视、报纸、网络、媒体，露得太多，其浅薄的方面，其负面的因素，其阳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质，也就加快突现出来。
嫉妒，是一种能够煽动起仇恨的情绪，而文学上的嫉妒，更是一把双刃剑，害人之外，还害自己。因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开始感到别人比自己强了，感到受到威胁了，感到中气不足了，感到好日子无多了，感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会在心中燃烧起来。中外古今，凡文学家的妒火出现之时，也是他创作衰弱之时，这是一个铁的定律。
会咬人的狗，不叫，汪汪不已的狗，倒是咬不了人的。作家，也是如此。
如果此人还算明智，尚属清醒，不老朽，不混账，或急起直追，或面壁磨剑，或埋头奋斗，或充电加油，来日再在文学的竞技场上一赛短长，这才是正道。然而，一患上这种文学红眼病，通常很难理智。抓耳挠腮，心痒难禁，既坐不下来写诗，也定不下心来做小说，于是就求诸于文学以外的手段，来达到张扬于文学的目的。
前些年拍摄的获奥斯卡奖的《莫扎特传》，就有许多这样惊心动魄的，因嫉妒而变态，而下刀子，而不共戴天的描写。但结果呢？莫扎特是永远的，而那位宫廷乐师呢？谁还记得？
据《旧唐书》，这个杨炯11岁就举神童了。看来神童不好当，十个神童有九个要被美誉所捧杀，被声名所扼杀。过早的成功，过度的吹嘘，和过分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是一剂毒药，把他坑了。于是这位神童醉心于虚名的追求，甚于艺术的完善。只知道终日眼红他人的才能，而不明了自己的每况愈下。
杨炯嫌当时文坛对他不够热烈，排名在王勃的后面，是对他的冷落。神童当惯了，当出一身毛病，没有人簇拥着他，没有人给他唱赞歌，一天也过不去。在这种病态心理的支配下，这位先生居然自己动手，抬爱自己，如时下有人总爱在报章上，在网络上，在博客上，自吹自擂，自怜自恋一样。《旧唐书》说他：“又所居府舍多进士，亭台皆书榜额为之美名，大为远近所笑。”那时候，要是有各类媒体为之炒作的话，就省得杨炯这么费事了。
所以，他特别恨那个姓王的，放在他的名字前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老实讲，此公诗的造诣，在四杰中最缺乏创见的了。词藻虽然华丽，内容却很贫乏，由于贫乏，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重复自己。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里选了他两首五言，很遗憾，意旨、手法都差不离。论者评他跳不出陈、隋遗风，拿今天的话说，也就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鲜气息吧？
我想，他大概被这种嫉妒心折磨得够痛苦的。
他在《从军行》里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意思是说，哪怕到部队去当个连长，也不再写作了。这大概是在文学的竞争中，屡屡败北的感慨吧？写不出东西，尤其写不出好东西，硬要人家承认你是诗人，是作家，是大诗人，是大作家，那是枉费心机的事。即使当时主持文学事务的上官婉儿，给武则天奏上一本，封他一个种子作家的名号，难道读者就会买账了吗？
后来，求名成疾的杨炯，还真有一点变态，一写文章，来不及地拉名人陪绑。唐人张鷟在《朝野佥载》里，说“杨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现在已无法找到他这种热求名位的性格，如何闹到为人所诟病的地步。但有一条是可以肯定，凡执着于成就的大小长短者，凡计较于名声的高低前后者，而又写不出什么东西，或虽还不停炮制，却再也写不出什么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者，这样的文人，必折腾，必生事，必裹乱，必闹笑话。
过去如此，现在也不能不如此。
因此，杜甫笔下“王杨卢骆当时体”的其中“当时”二字，这种角色定位，再明确不过地告诉我们，一位作家，一位诗人，在你或长或短的一生之中，能做的，做了，该做的，做了，做得好，还是差？做得多，还是少？做得有价值，还是做得无意义？就留给时光去判断，留给后人去评价吧！
阁下已经做了应该做的和可能做的一切，尽到“当时体”的责任，也就够了。然后，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豁然，看长江后浪推前浪，岂非一大快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