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下里巴人曲线:从黄仁宇到易中天

刘小枫在《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中曾经说过：“四十年来，汉语哲学的大陆语域发生过一场语式——当然首先是思式革命。纯粹心性式和纯粹学术式的哲学言路被贴上阶级的标签予以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姑且名之为“社论”式的哲学言述。“社论”语式在大陆汉语域中成功地颠覆了传统的种种自在语式并进而独占全语域，在汉语域中逐渐泛化（全权化），哲学言路的社论语态化只是这种泛化的言语场之一。正如已经发生过的当代言述史所表明的，甚至像抒情诗这种最富私人心性的言式，亦曾“社论”语态化。”
　　“社论”语态是一种道义——权力诉求，其特点有：1、口含天宪的“独断论”语式往往扼杀人的反思能力；2、语言暴力沉渣四起、“二元性”的敌对思维无处不在；3，宏大叙事泛滥，以至“类”常常湮灭“个体”，“必然”总是压倒“偶然”。这种特定的言述形式比其指述的内含——道义权力本身更有制约性。因此，如何挣脱权力话语加之于思想的这一根绳索，就成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知识人的“必修课”。1980年代，李泽厚凭着《美的历程》，《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书引领思想潮流，“四五一代人”如痴如醉的阅读李泽厚，与其说是被李氏思想所震撼，不如说是“经历过文革”的他们想从李氏的著作中获得“如何表达自己”的启发，所以一旦“四五一代人”找到自己更惬意的表达方式，李泽厚的“落寞”便成了时代风向转变的一种必然。于是，在文学里我们发掘出筱敏的《成年礼》，收获了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在哲学里我们听到张志扬敲《门》时“我在的呢喃”，感受着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甚至即使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嗲叫”，那也表征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饥渴啊，这时史学领域的情况怎样呢？很遗憾，“四五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大多选择了文学和哲学，所以史学中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相当滞后，“破题”之功也就不得不从海外学者黄仁宇说起。
　　
　　
　　一，世间已无黄仁宇
　　
　　黄仁宇（1918年-2001年）的成名作是《万历十五年》，最初是用英文写的，198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印行，当时为美国名作家厄卜代克（John Updike）在《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撰写书评推荐，该书并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Awards）1982和1983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翌年（1982年）《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在北京出版，由其老友廖沫沙题笺，印在封面。该书当时首印2.75万册很快发售一空，现在流行的大多是三联版，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销售量估计已逾百万，人称“黄仁宇旋风”。常言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黄氏在美国历史学界一直郁郁不得志，其代表作《万历十五年》出版时还颇费周折，以至他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还对此事愤愤不平，可谁曾想到，正是这本书在祖国大陆烧起了一片“野火”。
　　很显然，黄氏作品之所以能迅速风靡大陆读书界，而且二十几年来长盛不衰，究其原因，与其文笔风格有密切关系。庄周的《齐人物论》说：“大历史”观的提出者、前不久刚刚去世的黄仁宇先生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遂使学术著作顿成大众的精神美食。有人说，黄仁宇的文笔有一种“卡夫卡式的魔力”，这种魔力表现为叙事时特有的冷静，克制，和精确。也许正是因为黄氏在叙事方面的天才过于饱满，反而使他在制造“概念”时有些拖泥带水，不够严谨。比如这“数目字管理”，到底是指“定量的统计分析”，还是指“银行信贷等中间架构的出现”，抑或是“用技术官僚执政，以数学风格治国”？相信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研究黄氏著作中“核心概念”的论文以后将越来越多，到时会不会形成一个“黄仁宇之谜”或者“黄学”还真说不定呐。
　　毫无疑问，黄氏的写史风格影响了“四五一代人”，学界的张鸣，江晓原，朱学勤等著名学者都承认这一点。当然，黄氏能有这样的成就，除了文笔风格的原因外，还必须提到他的个人经历。朱学勤先生在谈到《黄河青山》时说，“他是在中国出了名的历史学家当中，唯一一个进大学以前有过漫长的，非学院生涯、底层生涯的人士。而在进了大学以后，他没有把进大学以前的记忆作为包袱，而是作为财富，点石成金，他的《我的大历史观》，他的《中国主要问题如何实现在数字化上的管理》等等，和他抗战的时候做过步兵参谋，在云南那种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的荒僻，如何的落后，和北京、上海这些沿海孤岛的现代化据点差距有多大的这些经历都有关系。后来他把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他才能写出《万历十五年》、《赫逊河畔谈历史》、《我的大历史观》以及这本刚刚出版的《黄河青山》。”
　　显然，这样的点评是切中肯絜、启人心智的，但不管怎样黄氏毕竟对与大陆的语境还是有所隔膜，这点我们从《黄河青山》中他误信文革时“高等华人”的“喜鹊嘴”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更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对1949年后的大陆情况缺乏切身体认，所以他对传统中国制度结构的的剖析往往是“搔到了痒处，却没有抓到痛处”。
　　
　　
　　二、吴思的“制度”寻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逼出了吴思的《潜规则》——
　　“我读过四遍《万历十五年》。一九八六年初读的时候，只觉得写得好，说到了要害，而要害究竟何在却说不出来，但觉汪洋恣肆，犹如神龙见首不见尾。
　　前几年我终于找到了「潜规则」这个观察角度，读史时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却在实际上支配着中国社会运行的规矩。有了这种积累之后再看《万历十五年》，就发现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却没有说明白的，正是这个潜规则。
　　黄仁宇很清楚，明代社会绝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于是他努力描绘这种情景。至于那个社会到底是按照什么规则运行的，他却没能点透，更没有对其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追究。也就是说，黄仁宇确实抓住了要害，却未能把这个要害揪到亮处、研究透彻。他把水烧到了九十多度，但差一把火没到沸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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