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书单是件让读书人尴尬的事情。就好比老中医写了个益气健脾的方子，党参、白术开了一堆，拿药的人却说自己的胃口好得很，不过是偶尔呃逆罢了。身为大师，鲁迅不敢开，却放出了“少读或者不读中国书”的狠话；身为学人，赵汀阳看着自己开的书单面红颊绯，解释这些不过是“读过多遍的书”，更找来“秘密书架”的专栏遮羞。
其实，闲叙自己喜欢的书并非那样不堪。你的枕边或许是两个人的枕边，可书架一定是一个人的书架。说出自己喜欢而多数人视而不见的一两本书或许是件颇有勇气的事情，只要你不故作姿态，也不乱贴胸毛。
伊萨克·巴别尔给了我这样的勇气，只不过他的《骑兵军》(人民文学版)几十年前在前苏联禁而不绝，几十年间悄无声息。该书讲述了巴别尔跟随布琼尼领导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目击了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空前惨烈的骑兵会战，写下了有关文明与暴力、征服与反抗的记录。博尔赫斯认为作者的小说“享有散文难于企及，好像只留给诗的荣耀”，海明威则说：“我从不觉得能用字数判断文章……但看完巴别尔的，我觉得我还能更凝练些。”
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思考》(江苏人民版)也很值得恭维。有时候我乐于把高尔基比作森林，里面有灌木、花草和野兽，而过去我们对高尔基的了解只是在这片森林里找到了蘑菇。正如这位文学中的高音者所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是为了能够说出和写出真情。然而说出真实情况是一切艺术中最困难的。”通过这部书，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复杂、深邃且隐秘的高尔基。而先前，我们只了解一个被剪辑处理的大师。
年初，河北人民出版社董宝生先生有四卷本的《张申府文集》相送，予我多了一个融通东西方哲学的机会。身为东西方哲学之集大成者，张申府最仰慕的是罗素和孔子。在把这两位哲人的思想精华过滤之前，张申府已对他们进行思辨，因为他们回应了张个人所关心的问题。美国学者舒衡哲尝言：“当周边的一切都显得漂泊无定、流徙不居时，孔子和罗素是他(张)的稳定力量，是他赖以生存的泉源。”相比张申府的哲学主张，我更愿意通过文集探究先生的心灵之源。
今年的必读书，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版)应有当仁不让的一席。本书除对江泽民的人生历程和历史功绩做了引人入胜的叙述和公正的评价，还让人了解到这位前国家领导人的人性角色和业余爱好，展现了他的某些鲜活的曾被忽略的亮点。这部书的畅销印证了中国人对于国家成长和崛起的关注。
安德烈·马尔罗的《反回忆录》(漓江版)也是一部传奇。书中关于个人悲欢只字不提，却以华丽的笔调写下了自己一生中异常丰富动荡和戏剧性的经历。作者曾经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中国，并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作为20世纪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的见证人，作者的言论极富争议性，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还是给人以类似历险的精神愉悦感。
身为好莱坞和美国文化的异类，伍迪·艾伦以荒诞不经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开着玩笑：颠覆传统价值，戏仿经典文本，各种时髦的学院派理论与方法更是被挖苦得入木三分。《门萨的娼妓》(三联书店版)的诞生昭示着传统价值观和正统思想的终结，也给伪幽默的中产阶级诡异地写下了墓志铭。
有朋友曾问我哪些职场的书值得读，我对这种“实用”的书籍不甚了了，所以就说：不如去问你们老板。自从读过《中国图书商报》周周女士向我推荐的《科特勒谈营销》(浙江人民版)，我不仅有了向朋友推荐的勇气，还想顺便问朋友一句：有什么能帮着卖的吗？有人说把冰卖给爱斯基摩人就是职场的营销高手，其实生活中莫不如此。和科特勒这位世界级的营销思想家进行交流，并且把自己生活的理念兜售给别人，这本书是个机会。
1969年，一篇旨在“剖析文学和政治哲学如何精心地合谋反对性的平等”的博士论文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从此，《性的政治》(社科文献版)成为20世纪女性文学的经典。美国女权领袖凯特·米利特言辞铿锵，鞭辟入里，劳伦斯、亨利·米勒、弗洛伊德等男性作家或学者都成了她案板上的滚刀肉。
还有两部书是我急于向大家推荐的，一部是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中国工人版)。一个东欧贵族在17世纪率使团踏入了清朝鼎盛时期的中国疆域，留下了“中国人精通之事，其他帝国尚一无所知”的感言，将当时中国的面貌无一疏漏地记录下来。另一部是《董桥自选集》(三联书店版)。豪放读李敖，婉约读董桥。自称“最要紧是有种，唱高调是放屁”的董桥是那种要么就不认识，要认识就忘不掉的作家。读他的人附庸风雅，爱他的人故作清高，都因他捍卫了一个云淡风轻的世界。
十部书不足以说明什么。读书就像吃饭睡觉，哪一天忘记了，才当真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