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经济学》

主要学术观点：
　　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在一系列约束条件下（劳动、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等），如何配置这些资源，使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极大。因此用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规划问题，可以最清楚地表述经济学，说明经济学问题的本质和它的解，尤其是解的经济意义。茅于轼于1979年提出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造了整个微观经济学。他从最简单的化肥在两块土地上如何分配使增产的粮食达到最大的问题着手，进一步推广到在几块土地上的分配，以及不限于种粮、也包括种棉、种菜等其它作物。最后推广到一切资源的分配，并从这一思路解释了一般均衡状态导致的全局最优。1981年茅于轼又将择优分配推广到动态过程，即在给定始点和终点，寻求过程的最优化。用他独特的方法得出了动态最优过程变分问题的解，即欧拉（Euler）方程。
　　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问题，数学上用拉氏乘数法（Lagrange Multiplier）求解。择优分配原理说明在最优状态下各种资源投入所得的边际产出应相等，否则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因而还没有达到最优状态。其实家庭主妇也懂得，如何分配每月的收入用于购买几百种商品，使家庭生活达到最大的满足。它的最优化条件是购买每种商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相等。于是将拉氏乘数法解释为家庭主妇都能理解的择优分配。同样地，将动态过程的最优化解释为人们不断地比较调整所得的收益和调整支付的成本，当这二者在边际上损益相抵时达到了最优轨迹。从而将奥涩难懂的欧拉偏微分方程还原成经济的理性思维。
　　择优分配原来是一个用经济学来解释数学规划的结果。它的主要结论是价格表明一商品所提供的边际效用，当商品有统一价格时，便实现了此商品的最优分配。然而如何能形成统一的商品价格，以及人们能否按信格信号决定他的采购。这便涉及到经济制度。如果经济人的假设是正确的，而且人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从而形成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在信息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市场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要实现最优配置，需有制度性的保证。
　　公有制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归根结底，是因为价格信号的混乱，并非仅是激励机制的错位。在公有制下，供应者和需求者是同一方，不可能发生讨价还价，也不存在价格竞争，所以不可能产生均衡价格。从而各种资源的稀缺性失去了评价依据，一切方案比较和可行性分析全都建立在沙滩之上。所以计划经济之缺乏效益是一种共同现象。展望未来，人类将永远面临资源稀缺的约束，因此用价格来标志资源的相对稀缺性是永远必要的。所以有“价格万岁”的预言。人们依靠科技发展克服稀缺性，但必须有价格来引导科技发展的方向。从价格必须长期存在的预言，还可以对将来社会发展的方向作出推测。例如价格必须在供需双方出于自利的动机下进行价格磋商，在信息充分流通的条件下实现公平竞争。如果不能做到这些而发生价格扭曲，社会将损失大量财富。
　　实现择优分配的制度背景是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而且这样的制度必然是市场制度。可见市场制度应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必然结果。但事实上市场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晚才出现的。是什么妨碍了市场制度的建立呢？回答是人与人的不平等，或者说，特权阻碍了人权。当今世界上市场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都是人权得到尊重的国家，而特权盛行的国家无一能实现法治和建成市场。这一推理对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之间的关系作了解释，也表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建立在人权（即无特权）之上的法治。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机制转轨过程中意识形态必须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伦理观念，因为这是人们判断是非的基础。计划经济非但搞乱了市场和价格，而且搞乱了道德。茅于轼从1985年起即关心道德问题，以后作了近10年的研究和思考，于1997年出版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他在书中强调了“私”并不是万恶之渊，恰好还是市场经济的推动力。只有自己的私，进而侵犯别人的私才是一切坏事的根源。他进而论证，人类之需要道德，一种情况是人与人不对等，因而需要富人帮助穷人，强者帮助弱者等等。另一种情况是人与人完全对等，但由于出现了囚犯难题的情况，人们必须选择对自己不利却对社会（也包括他本人）有利的策略。该书中还探讨了道德的形成过程，以及道德建设的建议。
　　1997年茅于轼提出人与人的等价关系。从此关系出发，专门利人毫不利己竟与损人利己是同一件事，只是观察的角度不同。从对等关系出发，对人权、自由主义、道德、民主等观念都可以作出更深入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