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黑学》

与干枯的思维定势相比，诗人们善于以凝练的语言，表达他们在面对一件道德含量极高的事情上的顿悟式直感。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其所著的《人论》中就对人类所处的信任与怀疑的两难境地做出了精妙的描述：
　
生灵于此，天地之间。
性恶而慧，陋俗厥伟。
博知少疑，多欲难刚。
不动不静，亦神亦兽。
东走于灵，西顾于肉。
生而将死，虑而必失。


正如《科学美国人》2002年4期上《怀疑论：一种美德——对“怀疑者”一词原始意义的质疑》（转引自《三思科学》）所指出的那样：这其中的最后一句指出了对科学的重大挑战：我们的所有推理都会是毫无意义，并将最终归于谬误吗？在理性的探索道路上，这样的疑惧时常萦绕着我们探索的过程，而这也正是怀疑论之所以是一种美德的原因。我们在推理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贯的对谬误的警惕。这“永恒的警惕”不仅是自由的口号，也是思想的。这才正是怀疑论的本质。
怀疑源自希腊语中的skeptikos，意思是“深思的”。从词源上说，它在拉丁文中的派生词是scepticus，意思是“探求”或“深思”，而其词义在希腊文中的进一步演化包括“守夜人”或“为瞄准做标记”。因此怀疑论是深思和沉思的质疑。怀疑论的目标就是进行批判性的思考。怀疑论者不但是“推理谬误的看守”，还是发现皇帝新衣的那个孩子，同时更是从二十四史里发现写满“吃人”两字的“狂人”。
充满理性思辨色彩的怀疑论，构成了宗吾先生拷问历史的学术基石。也可以说，怀疑论是作为方法论得到了他本人的认可。
理性主义告诉我们，一种行为或者学术准则能否成为普遍的原则，从形式的层面看，首先便是在于它是否具有逻辑上的自洽性。逻辑上的自洽和无矛盾，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视为理性化的要求。既然任何理论的功用都是在解释现象，只有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才能告诉人们起因，经过怎样的变化，以及导致的后果。人们不能只满足于新奇的观点，即使一些观点很新奇，如果内部逻辑不自洽，人们也无法接受。其次，理论的作用肯定是在于解释现象，因此在推演时除了要求一个理论内部必须逻辑自洽以外，还要所得到的理论跟我们要解释的现象本来的“物理”相一致。如果不一致，这个立论就是被证伪了。
综观宗吾先生的以“厚黑学”为主干的学术谱系，当他的发现与自己的经验构成一个整体以后，它们经历了时间的严格审查，在被消解掉一些杂质以后，它本质的内核以进一步的清晰呈现出它的规律性和生命力，以“厚黑学”为主干的学术谱系不但是自洽的，甚至还带有超验色彩。
可惜的是，至今还有人把宗吾先生看成“愤世疾俗的”或者“虚无主义的”偶然获益者，并浪得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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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以为宗吾先生就这么卤莽，一味提着兵刃勇往直前，他其实为对手准备了一着反手剑。这就是说，他在尽力彰显思想的同时，从来没有忽略对学术的浸淫。
他在《迂老自述》里说得很明白：

“我的思想，分破坏与建设两部分，《我对圣人之怀疑》及《厚黑学》，是属乎破坏的，厚黑学，破坏一部二十四史，《我对圣人之怀疑》，破坏一部宋元明清学案。所著《中国学术之趋势》、《考勤试制之商榷》、《社会问题之商榷》及《制宪与抗日》等书，计包括经济、政治、外交、教育、学术等五项，各书皆以《心理与力学》一书为基础，这是属于建设的。破坏部分的思想，渊源于我父，建设部分的思想，也渊源于我父。”

这就使我们发现了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现象，学术视野里的李宗吾与历史视线中的李宗吾不是一回事，仿佛有两个李宗吾似的。那些以“学术中庸”为圭臬的学者，固然可以对此发表不同的意见或者批判，但还是在他们的“学术中庸”的中道范畴之内行使批评职能的。比如在《厚黑学》出版后，学者沈武就撰写了数万字长文《厚黑学批判》回应之。其价值比起那些一味以“薄白学”对应“厚黑”的教化之徒，自然高明、严谨了很多。这的确是40年代大致正常的学风所决定的。
我偶然在《曹聚仁文选》（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2月版）里读到了《李宗吾》一文，此文曾经还收入了1956年曹氏出版的被学术界评价极高的《山水·思想·人物》一书。读罢此文，我不禁对这个曾经做过盐商家庭教师的学术人，对这位长期在海外秘密从事“统战”工作的爱国文人，产生了极深的疑问。

近日翻检旧日信札，找到了一封寄黄芝冈的信。这封信是谈及李宗吾（《厚黑学》作者）的，那时，李氏刚在成都逝世。我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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