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本“报喜”的书，更不是一本粉饰升平的书、贴金的书，而是一本把严酷的真实情况推向读者，推向公众的书，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全部复杂性、迫切性、严峻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作者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与农业方面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还有长期从事农业方面政策制定及领导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官员们一道，对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了尽可能详明地分析。
我读《中国农民调查》
文/采薇人
一些传媒称《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报告文学”，但我却不想这么称呼
它。因为，在中国语境下的“报告文学”，总是偏重于某种虚夸的、歌功颂德
式的“文学”性，而缺乏直面现实的“报告”性；有的虽也加了点儿“报
告”，但却是为突出“莺歌燕舞”的“文学”性而精心挑选加工出来的。我以
为，像《中国农民调查》这样有道德、有良心的作品，是那种帮闲式的“报告
文学”所无法比肩的。我宁愿按照“国际惯例”，把它称为非虚构作品。
《中国农民调查》是一部很有震撼力的非虚构作品。
对于我们这些住在城市的人来说，虽然也从报刊杂志上读过一些有关“三
农问题”的报道，多少知道一点儿农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但毕竟比较肤浅。
《中国农民调查》以不加伪饰的笔墨揭露了农民们遭受的欺凌乃至盘剥，披露
了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流血流汗干一年，到最后却往往落得个“交不够
国家的，留不足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一点是自己的”悲惨境地。读了这本书，
我想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而善良的人们对那些打着冠
冕堂皇的“国家利益”的旗号，行压榨农民之实的“公仆”、组织、政策甚至
法律，也不能不产生质疑。
但《中国农民调查》的更大的震撼力，是让人读后引发许多思索。
在我们这样“长在红旗下”的人所受的教育中，中国共产党是以“农民阶
级为基础”而自豪的。我们读过的许多“革命作品”，都曾大肆宣传中共领导
的革命如何受到农民的支持。“史诗性”的“主旋律”电影《大决战》中就多
有农民推着独轮车为解放军送物资的镜头。陈毅曾感慨地说道：中国革命的胜
利是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当家做主”了的农民受到
的是怎样的对待呢？
据《中国农民调查》披露：一九五二年，“那时负责农业工作的廖鲁言”
（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就提出了“农
民负担”问题。他在“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所报告的《关于乡村财政、农民
负担、乡村小学教育及乡政工作的情况和意见》中反映，各种乱收费现象已经
在各级新政权中开始出现。……税费合计……已占到农民常年产量的百分之二
十一点五三……已经造成农民‘苛重的负担’。”据说，“毛泽东主席了解这
个情况后，……当即指示政务院做出一个釜底抽薪的断然决定：取消一切附加
税，……坚决禁止再以任何形式向农民摊派；……这一措施……农民们无不拍
手称好。”
但是，历史还记载了另一个场面：在不到一年后的一九五三年九月八日—
—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当“讨论”
周恩来所作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时，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先生发言提出
了农民问题和乡村问题：“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
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
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
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然而，他这番善意的提醒
却遭到毛泽东态度严厉的驳斥和嘲讽：“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
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
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
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
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而以后几天，梁漱溟就遭到与会的党内
外“高级干部”的群起而攻之，被“批倒批臭”了。（戴晴著《梁漱溟 王实
味 储安平》第21至35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6月出版）从此，曾为“中国
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农民，又开始为“工业化”的“大仁政”继续付
出巨大牺牲了。
可见，“中国农民问题”其来有自，根源就是建国初那种“优先发展重工
业”的政策和从骨子里歧视农民的态度。一个国家当然要发展工业，但是用牺
牲农民利益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所造成的终究只是个虚假的“强盛”。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农民的贫困就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
几年，据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但我们却时常看
到沿海地带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集体偷渡到欧美国家做苦工的报道，最近就发
生了一起三十几名福建偷渡者在英国捡海鲜时被海潮淹死的惨案。而“卫星、
飞船上得了天，农民孩子上不起学”的现象，也说明了中国与现代文明的巨大
差距。
《中国农民调查》以详实的资料和数据，展示了中国农民做出的巨大贡
献：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八○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差，从农民那里无
偿地拿走了一万亿元。而“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负担有增无减：国家大约
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四千亿至五千亿元；除此以外，农民还要承担政府“红
头文件”制定的多达三百六十多项收费、基金和大量的无法统计的“搭车”收
费。真无法想象中国农民是怎么承受这样的重压的。难怪《中国农民调查》的
前三章就先写了三起农民因为抵制乱收费而被抓、被打、被杀、被迫害的“涉
农大案”。这三个看似比较极端的案子，实际上是“中国农民问题”总爆发的
前兆。以种种“伟大的”口号来掩盖和漠视农民的疾苦，这样的做法可不是中
国之福。
在《中国农民调查》所披露的三个“涉农大案”中，都有不惜动用公安、
武警等“专政工具”对付上访农民的情节。那些做出这般“决策”的县委书
记、镇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们的行为和心态发人深思。当然，并不是所有的
“公仆”都不顾农民死活的，书中写到，也有不少官员为农民的苦难而呼吁、
而奔走、而殚精竭力。他们的做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痛苦，但却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造成“农民问题”激化的原因表面
上看是在那三个“大案”中直接出面的“基层干部”的胡作非为，但其实是有
更深层次的根源的。书中第三章《漫漫上访路》中写到的那位逼得农民四处逃
难的临泉县委书记，后来虽然受了处分，被调离了，但现在仍在另一个市当
“政协副主席”，可见体制对他的行为在本质上还是认可的。而更耐人寻味的
是这个案子中的另一个主角王俊彬，他曾带头上访，一度被通牒追捕，开除党
籍，后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解决了问题、恢复了党籍并被选为村支书，但在该
村村民最近的一次集体上访中，他却成为“私闯民宅、扒粮打人、隐瞒国家下
拨的‘灾歉减免款’并动用执法机关上门抓人”的主角。他这种前后角色的大
转换，印证了那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由此
可见要解决“农民问题”，主要不在于什么“宣传焦裕禄、孔繁森式的好干
部”的“干部教育”，而在于体制的改革。
正如有些报道说的，《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陈桂棣、春桃夫妇做了
“农业专家和社会学家应该做的事”，做了“别人不愿做的事”。我们从“报
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中读到的并不是什么“文学”，而是他们的良心，
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责任心。希望这样的作品的出版所带来的不只是“开明的
形象”，而是中国真正的变化。
（转自 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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