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补》

张玄之、顾敷,是顾和中外孙,皆少而聪惠。和并知之,而常谓顾胜,亲重偏至。张颇不恹。于时张年九岁,顾年七岁。和与俱至寺中,见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问二孙。玄谓“:彼亲故泣,彼不亲故不泣。”敷曰：“不然,当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唐传奇《续玄怪录》中的《杜子春》写浪荡子杜子春在修仙时,经历幻境中种种考验,无论身处何种可怕可惨地位,皆能不言不动,只有“爱”尚未能忘,见儿子被摔死,不觉失声,以致功亏一篑、未能得道成仙。(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曾据此写一小说,只是把结尾改了,变成了爱是不能忘的。)《太平广记》中也有类似故事。可见按照中国古代标准,无论僧道,都是应该“忘情”的。“忘情”最难,文学作品无情不能成文。《西游补》作者董说虽然从小受佛教影响,后来又真的出家,但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始终不能真的“忘情”。特别是前期作品《西游补》,实际是借破“情”充分写“情”,就像“文革”中借批判之名放“毒草”电影,出“毒草”书那样,实际效果是宣扬。如果真要人“忘情”,应该把“情”写得可怕可憎才是。无论中外,真正宣传宗教的东西都是这样做的。而《西游补》却把“情”写得美而有趣,跳出“青青世界”反而有点可惜。可见作者并非真能“忘情”。一般说来,名著中的典型人物都是活生生的,即使脱离原书,换个环境,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也是可以想像的。成功的续书、补书中的人物应与原书一致,最好再有点合乎逻辑的发展。《金瓶梅》题材虽不同于《水浒传》,但书中主要人物潘金莲性格与《水浒传》中是一致的:嘴尖舌快、精明能干、泼辣狠毒再加淫荡。这也正是一般人印象中的潘金莲。电视剧《水浒传》把潘金莲演得温柔贤惠、勤劳善良又多情,那根本就不是潘金莲了,也就谈不上什么“翻案”。敢于说泼妇、荡妇也应享有做人的权利才是真正的翻案。就像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那样一个讨厌的人物也不该是封建宗法制的牺牲品,才是《金锁记》批判封建制度尖锐之处。

《西游记》中的典型人物就是师徒四人,而《西游补》主要就是孙行者,捎带写了唐僧,猪八戒与沙僧只是开头结尾提一下,在青青世界中描写很少,可以不计。

前面说过,中国古代,出家人是应该“忘情”的。用这标准衡量《西游记》中的唐僧实在不是个高僧,动不动心惊胆战,掉下泪来,还常对孙悟空发脾气,只有在“色”的问题上是坚定不移的。《西游补》偏偏在这一点上,让他破了戒,写唐僧在关雎水殿、插青天楼听艳曲堕泪,出征之前,更是与美人翠绳娘难舍难分,卷作一团,大哭。这个玩笑开得不小,这样的唐僧似乎也太离谱。但可以用幻境之内、镜中之像,一切都是反的来解释,是孙行者的“心魔”所生。也就是说,是孙行者未能忘情所致。

那么，《西游记》中的孙行者是否感情丰富呢?可以说,孙行者的确不像其他一些二流神魔小说中的人物,只是一个工具,而是有独特思想性格的典型,自然有血有肉有感情。许多续书中的孙行者或孙行者的复制品模仿的多是外在形态:武功、变化、识妖降妖等等,而他的性格:活泼好动、诙谐乐观、急躁莽撞、机智勇敢等就不是那么容易写的,更深一层的精神、心理就愈难表现了。吴组缃先生在《漫淡文化传统》一文中说孙悟空的思想性格都是中国的,他的心理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并举例说:孙悟空有“气节”观念,当他为救唐僧,变成小妖,需要给老狐狸精下跪时,觉得是屈节受辱,不由“泪出痛肠”,而“他当时曾下九鼎油锅,就炸了七八日也不曾有一点泪儿”。这里孙悟空的心理就反映了作者吴承恩的士大夫意识。吴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孙悟空的本质精神。孙悟空确实有儒家的忠义思想,因此,他瞧不上“为美人不要江山”的朱紫国王,猪八戒也可以“义激美猴王”,虽然是用激将法,却也由于孙悟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思想才能成功。《西游补》中的孙悟空虽然处境行为奇特怪诞,但他仍是孙悟空,就因为他的举止行为、思想性格、本质精神仍与《西游记》中一致。他讽刺项羽、惩治秦桧、拜岳飞为师也是符合他的精神的。再说对唐僧,孙悟空也是有矛盾心理的,一方面感恩,一方面又恨受制,看不上他的胆小,又佩服他的坚定;在《西游记》中,孙悟空对唐僧的守戒是看得很重的,在琵琶山、无底洞等处都有描写,确切知道了他抗住妖精诱惑威逼,还是个“真和尚”、“好和尚”才去救他。总之,孙悟空对唐僧有感情、有责任心,同时也希望唐僧值得他付出忠义;但另外,出于天性,又总想和他开个玩笑,捉弄他一下。用时髦一点的话说,孙悟空潜意识中有捉弄唐僧、想看看他破戒的倾向,在《西游补》里青青世界的幻觉中表现了出来。所以唐僧形象扭曲。还有个问题,如果唐僧破了戒,孙悟空还要不要忠于他呢?这也是封建社会儒家思想的一个常见论题。《西游补》让孙悟空看到唐僧不守戒,虽有不满,却仍要为他打仗,细想起来,还是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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