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创作和阅读就像两个吊桶打水，一个上来了，一个自然就下去了。我在写作时，不能读书，我在读书时，也不能写作。长篇小说《吉宽的马车》交稿后，我一直在阅读。我是一个没进过大学校门、只有初中文化的写作者，对我而言，书不仅仅是食物，还是灯塔，它除了养育我让我成长，还进一步照亮我的人生经验，焕发我的艺术想象，开启我对生活的思索。
读书是一种享受，但并不是所有书都让我享受，我的阅读相当“兴趣”化，不感兴趣的，刚刚闻到丁点气味就丢开放弃。我的兴趣又有些狭窄，凡是有历史气息的，有时尚气息的，有理性气息的，均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身体里好像有一道隐形屏障，一遇到它们，感受就被强行遮蔽。我喜欢心灵的历史，愿意在心灵的隧道里钻探，我喜欢朴素地渗透，希望不设防地被演变，我喜欢感性的表达，乐于在混沌不清中触摸理性的线索。由此我非常苦恼，如此下去，我永远成不了博学之人、饱识之士，永远当不了学者型的作家。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助长了它们，只知道二十年前强迫自己啃石头一样啃司马迁的《史记》时头疼不已，十几年前啃托马斯·曼的《魔山》时读两三页就不得不放下，五六年前啃儿子借回家来的霍金的《时间简史》时，不到两小时耐心全无。强迫阅读，书本里的东西不但变不成食物，发不出光亮，反而让我慌乱不已心情很坏。由此，不得不放弃强迫，进入到随意状态，想读什么就读什么。
然而，一年年过去，我的阅读兴趣在发生变化，这并不是说我可以兴致盎然地读《史记》，而是说有一些书，比如《魔山》，比如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这些理性很强的坚硬的书，我居然不再觉得坚硬，我在混沌不清中的触摸似乎有了不易察觉的方向感。这时，我知道阅读其实就是一寸又一寸对自己身体的发现和开掘，对身体里那个屏障的侵略和氧化。长期的兴趣阅读其实能让自己自然走进兴趣之外的世界，或者说是兴趣在开拓兴趣，是阅读在开拓阅读。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想说说我对刁斗新作《代号SBS》的兴趣。这是一部带有讽刺意味的荒诞小说，刁斗的语言滤掉了我意识里业已成形的有关小说语言的所有元素。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商业间谍，他的人生经验无法唤醒我的人生经验。这样的小说，对以前的我而言，读不上一页就会放下。可奇怪的是，我不但没放下，且被强烈吸引，甚至觉得这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刁斗所建构的这个独属于自己的世界，看上去脱离了现实地面，实际上却建立起了一个现实，看上去没塑造什么人物形象，实际上却塑造出了SBS学习班这个荒诞体系的巨大形象。往下读，越来越发现，这个形象看上去不着边际没有血肉，实际上它纷繁交错血肉丰满。因为当你深入到各种滑稽可笑而不失逻辑联系的事件中，你会觉得有一个巨大的形象天外来客般落到现实的地面。它怪异，荒谬，不可思议，它落到现实的地面，让你感到可笑的却不是它，而是地面上所有正常的一切；它缥缈、游移、似是而非，可当它与你对峙时，却有着彰显是非的巨大力量。在刁斗创造的现实和建构的人际关系里边，浓缩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实经验，包含了我们和社会的种种关系。只不过我们从没有想到过以如此的姿态来创造来建构。
读刁斗的小说，应该说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我没有后退并能如此喜欢，正是得益于阅读对阅读兴趣的开拓。我初入创作之门时喜欢的作家是沈从文和萧红，他们教我如何打量身后那片土地，打开记忆中的日子；教会我如何理解土地和日子，理解和悲悯这些生活在土地上的人；教会我如何与他们既休戚与共又貌合神离。这种忠于现实的阅读经验，使我对另一种创作感到陌生。阅读让我懂得，艺术地表现现实，或许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你如何在想象中让生活回到原样，让它更“像”，然后在“像”里发现、寻找人类丰富复杂的生命状态；而另一种，是把生活的灵魂抽象出来，让它不“像”，或者是在灵魂的层面回到原样。
昆德拉曾说过，“就小说的价值而言，忠实于历史的真实仍然是次要的事情，小说家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先知，而是存在的探险家。”如果说刁斗就是一个这样的探险家，那么我觉得，阅读即是另一种探险。
孙惠芬：辽宁省专业作家。1961年生于大连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杂志社编辑，著有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街与道的宗教》《吉宽的马车》，中篇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中短篇小说集《伤痛城市》《城乡之间》。2002年获冯牧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