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婴告诉我，他喜爱并致力于托尔斯泰、肖洛霍夫、莱蒙托夫等大师的作品翻译，也醉心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肖邦笔下那些流动的和弦与带色的音块，它们给人们以想象的空间与表述的节奏感，这对一个文学翻译工作者是必需的。
草婴对音乐的偏爱使他孕育成一种独特的表述风格：恬淡雅致、冼炼清新。他不喜欢用欧化的长句子来直译或意译地再现原作，而是主张用容易上口的简炼短句来“化”出原作。这样的译书宗旨，这样的兴趣偏爱，形成了草婴独特的治学世界，——“涉猎面不能囿于一个狭窄的天地，各种不同样式的艺术模式所具有的不同味质的养份，对我们都是极有益处的”。
他读所有能找到的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人的作品，为了能尽力接近原作的灵魂和神韵，敏感地体味凝聚在其深处的意蕴；他读《红楼梦》、古典诗词，欣赏绘画、音乐，为的是让诗句、音符、线条锤炼自己的文字表述能力。广泛的涉猎迎来丰收的硕果：他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当代英雄》、《安娜.卡列尼娜》等30多部译作受到读者的欢迎，原作深刻的内含与译文年具有的诗的凝炼、音乐的节奏感，构成了一种绝妙的契合。
草婴的读书观与他的翻译观一样，很是独特。他认为，生命有止、精力有限，读书量也有一个极限，读书关键是要讲究效益。他告诉我，国外有人算了一笔帐：一个活到七八十岁的人，一辈子平均可读中等厚薄的书2000本，书的种类浩如烟海，2000本只是个小浪，就更不轻易放过，像买东西一样，必须精心挑选，挑优秀的和有价值的来读。草婴主张，无论是中国文学还是外国文学，都应该以读经典名著为主，他严肃地说，对任何文学作品最高的评判来自读者，最严格的考验则有待于历史，名著的可取之处是它们已经经历了这双重考验。
草婴对读书方式很有研究，他认为，好书必须精读，反复读，领略其精髓，并化之为自己的东西；对一些杂志、报刊、以及其它书籍，要以浏览为主，旨在收集信息，了解动态，扩大知识面。精读与浏览有区别，但也有共同之处。几天就把一本名著翻完，可能留不下什么东西；硬捧着自己讨厌的书来啃，也未必会有收获，草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法，就是：“要带着一种渴求去读，”就像去听一支心爱的曲子，欣赏一曲仰慕已久的名画，那么，既使是一聆一瞥，色彩与旋律也将永远留在记忆中。(郑逸文)
草婴(1923年生)，文学翻译家。浙江镇海人。现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译，上海作家协会外国文学组组长。译有巴甫连柯长篇小说《幸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