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无定法，译无止境，译无完美，翻译文学空间广阔。翻译界和批评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共识。翻译家不断挑战文学原作和前面的译本，固然是好事。读者在选择时却不可不小心从事，切忌随波逐流，让劣币驱逐了良币，蒙蔽在云雾之中，不辨高低上下。
富于创造精神的翻译家和理想的文学译本，需要碰上聪明又有洞察力的读者，才能显现出独到的艺术魅力。读者也正是在各种译本的比较鉴别中，去芜存菁，激浊扬清。易卜生的《娜拉之家》在３０年间共有９种汉译本，几十个演出本；斯托姆的《茵梦湖》自１９２１年首译之后，到１９９７年已推出２３个汉语版本；莎士比亚戏剧的汉译者更是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串：朱生豪、梁实秋、方重、卞之琳、方平等等。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接受着受众和时间的检验。
徐式谷曾对比八个版本的雪莱译作，许钧等主持各方讨论《红与黑》不同译本的得失，审己度人，借鉴良多。态度严谨，孜孜以求完美的翻译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如曹靖华和《铁流》、张谷若和《德伯家的苔丝》、傅雷和《高老头》、杨绛和《堂吉诃德》等，都经过本人多次校改修订甚至重译，才成就了翻译文学史上的典范。冯亦代译完海明威的剧本和小说，再请戴望舒改动润色；增田涉、王希礼日译、俄译鲁迅作品，多次求教鲁迅；昆德拉亲自校对自己几部小说的法文译本，花费两年时间；林语堂晚年慨叹自己作品的汉译不合心意，无奈力不从心。高山仰止。那些滥译抢译拼凑抄袭者流，以及不负责任的出版者，欺世盗名，使翻译文学谬种流传，贻害不浅。
奈达认为译本５０年便应该重译，英若诚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剧本的生命５０年足矣，语言风格变化，时代要求更迭，怎能不重译？罗大冈曾点评从１８６２年最早出现法译汉诗以来，后经戈吉耶、德弥埃维尔等人不断努力，从形似到神似，再两者兼顾，译本逐渐完善，后来居上的过程。相反，很多后来未必居上甚至有辱前贤的复译作品，着实糟蹋了原作，败坏了胃口，称之为翻译文学的噪音和杂音，大概并不为过。
《红楼梦》英译者大卫·霍克斯曾感叹翻译面临的三个责任难以调解，要同时忠于原作者、读者和文本，确乎不是易事。余光中在翻译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时，力求“读者顺眼，观众入耳，演员上口”，努力实践“最理想的翻译既达原意，又存原文”的高标准。霍克斯的老师，英国著名东方学家阿瑟·威利认为林纾翻译的狄更斯作品优于原著；丹麦学者埃格洛评价叶君健的安徒生译本，比原文本在今天的丹麦清楚易懂得多；茅盾认为董秋斯从英文转译的《战争与和平》，高于几个从俄文原文直接翻译的版本。
翻译家责任之重大，译本演变之复杂，反映出翻译文学独有的特殊规律。作为译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产物，翻译文学的不同版本，凝聚着特定背景下的价值体系和美学观念，诠释着各自的理解和过滤，移植也好，融合也罢已成为文学翻译发展和传播中的重要现象。
翻译文学中作家自译作品，是颇耐人寻味、值得特别关注的。１９２３年元旦，鲁迅本人翻译的《兔与猫》发表在日本人办的《北京周报》。卞之琳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翻译自己的１６首诗歌，结集在英国作家润饰收集的《中国新诗》中。泰戈尔英译自己的作品，即使失掉了原文的音乐性也在所不惜。苏联诗人布罗茨基也是自译英文，１９７２年到美国后更是如此，十多年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把翻译文学当作游刃有余的训练工具，对于创作的益处是有目共睹的，几乎所有文学大师都把这两套武艺练就得娴熟自如，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愿翻译文学的版本除了吸引读者和译者的目光之外，也赢得专家学者的青睐和批评。
《人民日报》 (2007-01-14 第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