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五六年前的一个和暖的下午，我从琉璃厂海王屯阝旧书铺出来，站在院子里等人，过来一年长者，见我手里拎着一捆旧杂志，便问我买去做啥?我信口回了一句：“藏书呀。”长者惊诧：“你藏书?!”至今犹记得他老人家那神情中的不屑与轻蔑。我现在理解了“藏书”的分量，长者轻蔑有理，我应该回答“喜欢”或“买回去看着玩”，回什么都行，就是不该说自己是“藏书”，真不知天之高地之厚。现实生活中却非如此，前几年楼门里还实行每户轮流查水表、煤气表、电表，有一次轮到我家被查，查表的又是一位年长者，见到寒舍的一排书柜，惊诧地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藏这么多书?!”楼内“鸡犬之声相闻”，只有查水电时才来往，我这回一笑：“这还算多啊?”他以为我是在文教部门上班呢。这样的情形碰上几回“友邦惊诧”，我终于明白了，正经家庭过日子，不该有这许多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你就是藏书，或者封你为藏书家，如果自己再缺乏自知之明地一五一十地数起了藏书的数量，那真的是“愚不可及”了。
我还是喜欢“攒”(zǎn)这个字眼，攒是随便玩玩，一涉及“藏”，就太近乎正经八百了。我有攒书的念头始于“文革”年代，某次花六分钱买了一小册革命宣传材料，把它谨慎地收藏在抽屉的旮旯，那是我的“书之初”。很奇怪，那么一刹那的念头却永久清楚地记住了，凡事讲究“深挖思想根源”，我的根源始于六分钱。
父亲是研究明史的，与吴晗、谢兴尧等明史专家有过交往，邓拓还批阅过父亲的文稿。为了明史，父亲不顾母亲反对，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理由是北京是明朝之都，研究起来方便。等我少年时，家里已有一面墙的书柜书架。几十年风霜雨雪严相逼，父亲的藏书损失殆尽，有时候是旧书店的人上门收购，还有的是自己拎到旧书店卖掉。我更对跟着父亲去卖书感兴趣，收旧书的是一长柜台，你要卖的书放在上面由老师傅挑——“这个打七折，这个打九折，这些只能上秤了。”我觉得好玩，哪里懂得大人卖书时的苦酸。父亲的藏书目录现在我手中，我常问他，“这本怎么没了?这本还在吗?”他说都为了你们换饭吃了。当年用过的书柜早已无影无踪，仅剩下一个四层的书架在我这里，几次搬家几次处理旧货都没舍得淘汰，永远地作为一个家庭书史的纪念物罢。
父亲的藏书不能满足少年时代我的阅读兴趣，还是与同时代同龄人一样，喜欢《铁道游击队》、《红岩》、《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一类的经典革命小说。这十几年来，我已悄悄地把少年时读过的后来全丢弃的这些红色小说，一部一部从旧书摊淘了回来，当然不是新版的，必须是五六十年代初版的，最好还是插图本。别小瞧了这项怀旧，虽说当年这些书的印量都是几十万上百万，但真正淘到一本“九品”以上的，还真不是“手到擒来”那么容易。小说传阅的人多，污揉折损者占绝大多数，攒书当然要挑洁净的，所以增加了难度系数。不光是初版，不光是插图本，难度最高的是当年印量很少的精装本，《暴风骤雨》、《红岩》、《敌后武工队》、《创业史》、《青春之歌》、《播火记》，寒斋都是九品之上的精装本，我把这些书看得很重，旁人不解，常笑话我档次低。他们哪里明白，这不是简单地怀旧之情，更多的是“怀穷”，那年月哪有买书的闲钱呢?看书都要跟人家借，限期还书。现在富了绝不该忘了过去，“伤哉贫也”。在读小说中，我们美好的少年岁月一页一页翻了过去。
插队八年，当然是什么也攒不成了。“三言两拍”之类的旧小说成了知青们的“最爱”，看得太热衷终于被积极分子告发，派人来查，我们只好一页页撕下扔到灶火里烧掉，至今犹记火光中迷茫的思绪，书荒年代心更荒。书籍成了危险品，一看书，就有人汇报你不热爱农村不热爱劳动。某日，我随手写了谭嗣同的“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宿舍的柱子上，村支书见了，马上质问是什么意思，什么倾向?能有什么高见，闲得无聊呗。有一个冬季没回北京过春节，想趁着宿舍没人之时，悄悄地读一遍《红楼梦》，计划赶不上变化，上级又给安插进几个当地的知青，知人知面不知心，《红楼梦》没看成，白受了一冬的罪。
回城之后，找工作谈对象结婚找房子生孩子，蹉跎岁月，混混沌沌，几乎把书给忘了。一切稍安，“攒”书之念又冒出来了，正所谓“六根未除，七情不绝”，一碰到适宜的温度和土壤，它总会冒出来。市面上“书禁”大开，书越出越多，不胜其攒，也难怪吕叔湘责怪“书太多了”——那真是一篇妙文。结婚时，我的“嫁妆”也就是十来本书，其中惟一的旧书是父亲劫后余存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我对郑振铎对版画感兴趣，皆因此书而生，甚至买了千元之巨的《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一对比，新翻印的版画没有旧翻拍的版画来得有味道，终于醒悟：旧书之魅力来自陈旧感，“翻旧”终不能“如旧”。从此开始弃新迎旧，一脚踏进琉璃厂旧书铺。彼时旧书业早已过了鼎盛期，自己又不知门径，瞎打瞎撞，花了不少冤枉银子买回一堆垃圾。那时极少指导“藏书”的书，全凭个人悟性，悟性好的动手早的，终于成为藏书家，悟性差的跑跑颠颠一事无成，马齿徒长，枯坐在藤椅里感叹如烟往事。我比较过同年龄段的一些上一辈藏书人，总在琢磨，他们之间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成功者为什么总是少数?悟性，是惟一的解释。藏书，缺少了悟性，成不了气候。现在的形势更严酷，光凭悟性也不灵了，缺乏足够雄厚的金钱，亦只能是干瞪眼。
下乡插队绝非自愿，时势所迫。学校一个劲地催逼，我当时不由得联想“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的故事。还抄下过马克思在十五岁时作文中的一段话：“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因为当我们能够决定客观条件之前，客观条件已经决定了我们。”后来喜欢上旧书刊，又使我想起马克思这句少年老成的话，变更一下即符合旧书业现状——“我们往往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旧书，因为当我们有条件购买旧书之前，旧书时代已离我们而远去。”
上世纪80年代的旧书店已见不到像样点的旧书，我使劲地回忆那几年流连旧书铺的情景，也没有想起什么太值得今天大后悔的货色，而且那时候旧书已成为紧俏货，不走后门是买不到的，消息再不灵通，更是求书无门。有人说，旧书价从来没有便宜过，一直高高运行在普通家庭支付能力的水平线之上，事实确是如此，一本30年代世界书局版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要价40元，我只是因为喜欢它的封面买了，父亲说太贵。二百册连号的《立言画刊》(30年代，北平出版)要了我一千七百元，80年代这是一笔大钱，将近两年的工资。我有记日记和记书账的习惯，每一本书都有登记，买便宜了还是“冤大头”了皆一清二楚。二十多年在旧书上一共扔进去多少钱，皆有账可查，误差不会超过一百块。每年年尾，最怕总结书账，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又把活钱变死钱了。“物常聚于所好”，所好必大费，深藏必厚亡，道理全懂，就是一瞅见书就管不住自己。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在拙著《漫话老杂志》序中说：“随着古旧书刊的日渐稀少，近十多年我已很少进旧书店的门了。平时倒喜欢看别人写的访书记之类的文章，似乎亦可代替逛旧书摊的乐趣。发现人家挖掘到不经见的版本，也很惊喜，羡慕，甚至会引起往日访书时的热情和冲动。”
“热情和冲动”是爱书人内心的真实感觉。一旦失去了对旧书的“热情和冲动”，那就说明你真的与书俱老了。每年结账时都告诫自己来年一定要压缩购书开支而来年仍积习难改，“一见旧书就想掏钱”，这就是冲动，这就证明你还年轻。若想永葆青春或返老还童，那就攒书吧。
（本文摘自《搜书记》，谢其章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第1版，定价：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