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运，在我还比较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文化复活的时代。我像一个在幽闭的室内呆得太久了的孩子，突然被带到了阳光灿烂的广场，四面八方都是道路，我既兴奋，又彷徨。八十年代初期在我印象中就是这样的。那时，我刚刚开始读大学，在开学的第一天，我拿到了学校发的一本简装的《中文系学生必读书目》的小册子，我急不可待地翻阅着列在上面的书名和作者名字，心中怀着敬意，就像一个等着要上路的人拿到了地图。
但没有多少时间，我就对那本小册子渐渐失去了兴趣。我变成了一个爱逃课的学生，好在当时学校的制度难以置信的宽松，一门功课只要累计旷课不超过百分之五十，就可以参加考试，只要能及格就没问题。我把逃课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了图书馆里。当时，同学中最流行的阅读是读外国翻译小说，先是读名著，从名气最大的开始读，托尔斯泰的、巴尔扎克的、甚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逮住就一拥而上。很快，大家就发现，那些东西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好看，那么有意思。于是，便各奔东西，找自己真的想看的东西。我记得，在我们寝室，大家传看最多、议论也最多的几本书有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等，而金庸的小说虽然在内地还没有出版，也通过一些渠道从海外传了进来，在同学中很神秘地流传。一个同学（后来成了武侠小说专家，目前正卷入一场同金庸的官司）为抢时间看完《神雕侠侣》，三夜没合眼，等看完书的最后一行字后，放下书，长叹一声，倒头就睡着了，一睡就是两天没起床。
我那时几乎不怎么看小说，一门心思钻到古典文学里，想当个文学史家。一边在《诗经》、“乐府＂里咬文嚼字，一边在各种学报、论集里寻章摘句，总想着抓住别人的漏洞，建立自己的观点，像个侦探一样在书缝儿里收集着证据。现在看来，除了在作品上花的工夫没有白费，至今受用，除了少量的如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叶嘉莹的《迦陵论词丛话》等书没有白读，当时读的大量的论文并没有多大价值，早已淡忘。值得一提的，倒是我在学校的图书馆里读到了全本的“禁书＂《金瓶梅》。那在我们心中是一本无比神秘的书，原以为离我们很远，但我偶尔从一个同学那得到消息，只要副教授以上的教师开个条子，就可以在图书馆借到《金瓶梅》，但只能在规定的阅览室读，不能带出来。我很快地就从一个相熟的教授那里得到了这么一张条子，令我感动的是，那个老太太管理员，居然很热情地把书拿给了我，一点都没有异样。这令本来心里不踏实的我，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严格说，那还不是一本书，而是个影印件，一共四本，是手工用针线把散页订在一起的。那是万历年间的刻本，是用海外出版的新书影印的。我用了几天的时间，在管理员的眼皮底下，把那四册读完了。也许是那时自己太年轻吧，读后的感觉跟文学史上说的完全不一样，像是说的两本书。
工作以后，一位在书店的朋友专门送了我一套崭新的全本《金瓶梅词话》，和我当年看的那本完全一样，只是多了崇祯年间的木刻插图。好多年了，这套书一直放在书架上，我再没有重读过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