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需购买、无需押金、无需借书证，就能读到各种图书，阅读后再将书“漂”出手，传给下一个读者……风靡欧美的“图书漂流”活动，于２００６年１月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１１个城市展开，深受高校学生的欢迎。
如同漂流瓶一般充满神秘和浪漫气息的漂流图书，像一张“诚信试纸”，测试着大学生们的诚信指数。两个多月过去了，“测试”结果如何呢？
初衷：“好书共享”
漂流图书与一般图书不同，它们不在购物架上，而是被有意遗留在公园长凳、图书馆走廊、咖啡厅等公共场所，并标有特殊符号，只要能遇见它们，爱书人就可以将其“领回家”，阅读完毕，再次投入公共场所，等待下一个“主人”，如此周而复始，目的只有一个：好书共享。
“图书漂流”作为一项公益活动，起源于上世纪６０年代欧洲。今年１月，总计１００种２２００册人文、社科类图书，陆续开始了在１１个城市的“漂流之旅”。活动主办者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记者在上海学人书店获得了一本名为《温故》的漂流图书，成为了这本书的“首漂者”。书的三面书边上涂有草绿色颜料，封面贴有漂流徽标，封底标注漂流活动文字提示：“幸运的读者朋友，恭喜您得到这本不期而遇的图书……希望您能在惊异的同时喜欢它爱护它，并在阅读之后将它投放在校园、公园、咖啡馆、酒店等公共环境中去……您也可以在书中夹上自己的读书心得，让它承载着您的思想，继续这一段漂流书香，播撒一段文明美丽的奇妙旅程。”拿走漂流图书只有一个条件：留下联系方式。
“图书在社会上流动，如同建立了‘社会流动图书馆’一般。”主办方负责人林南说，他们的雄心是使“图书漂流”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无奈：“漂”去无踪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图书漂流”活动在我国并非首创。２００５年底，上海普陀区就率先推出了“图书漂流”活动，第一批“放漂”的图书就有２万余册。据普陀区图书馆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自首批图书“放漂”后，社会各界的捐赠图书册数已突破１０万，但目前的循环率仅为３０％。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一些读者听说漂流图书可以“随便拿”，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拿几本就走，“即便是同一期杂志，有人也会一次拿两本。”
记者费尽周折获得上海３４位“首漂者”的联系方式，一一电话访问，发现其中３１位为大学生。他们几乎都表示赞同这个活动，但超过７０％的受访者表示，在看完图书后，不会将其放到公共场所；８０％以上的受访者认为“活动持续不下去”。
一位大学生对记者说：“与其放在公共场所没人看，或者让收废品的人拾走，还不如自己留着。”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一位姓陈的同学说：“怎么会放到公共场所呢？顶多私下传给熟人，否则拿一本绿边的书放在外面，人家还以为你要传染什么疾病呢。”
还有一些学生则坚守在公众场所“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原则，坚决排斥“免费午餐”，不接受漂流图书。
诚信：遭遇尴尬
据一些媒体报道，“图书漂流”在南京、成都等地的“试漂”也均遭遇类似“诚信”尴尬。
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孙抱弘认为，防范心态也好，占为己有也罢，都暴露了当今一些青年人“诚信”的缺失，“有些人自己不讲诚信，还猜疑别人同样不讲诚信，如此一来，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个互不信任的怪圈。”
“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落实到具体教育工作上却显得太空泛、太高远，导致诸如诚信之类的美德往往在关键时候‘缺位’。”孙抱弘说。
“唯利是图、缺乏社会公德是诚信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指出，“这种将漂流图书占为己有的自私行为，轻则是个体对个体的不信任，重则导致个体对整个社会失去信任。”
孙抱弘说：“诚信离不开社会大背景。一本小小的漂流图书折射出了一些人对公共物品意识的淡漠，更敲响了社会诚信建设的警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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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漂流：一个美丽的传递
“我是一本‘漂流书’，我不属于任何人。欢迎您阅读我，也希望您帮助我继续漂流。”近期，在南京、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一些图书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人们会看到一个个专用书架，上面摆放的图书的封面或封底上都贴有一张带有蒲公英标记的小纸条，纸条上印着这样一句温润的话语。不用借书证，也不必付押金，看到中意的书，你尽可以随意取阅，读完后，记得把书放回“漂流书架”，让它漂流到下一位读者手里，你若有想“放漂”的书，也可以随时放上书架，与人分享——这是一种名为“图书漂流”的全新阅读方式。
[关注]“图书漂流”：传递书香与温暖
从今年12月5日起，在上海市普陀区的一些街道图书馆、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人们会看到一个专用书架，上面摆放的图书的封面或封底都贴有一张带有蒲公英标记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我是一本‘漂流书’，我不属于任何人。欢迎您阅读我，也希望您帮助我继续漂流。”人们可以不用借书证，也不用付押金把书带回家，看完后再按书内说明，把它放到特定地点，让它“漂流”到下一位读书人的手里。最近在上海市出现的这种名为“图书漂流”的全新阅读方式，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