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读《堂吉珂德》，少年读时觉得滑稽好笑，成年读时肃然起敬，老年读时则使人潸然泪下。
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是一个有哲学头脑的读者，他以暗喻的方式对《堂吉珂德》这本伟大的书作了一个相当精彩的譬喻，同时也暗含着这样一种见解：伟大的作品，正是那些能够为我们的不同人生阶段提供各种养料的书。
当雅斯贝尔斯说，我们能够读懂的东西，恰是我们人性中存在的东西。这是他以存在主义的观点说出同样的意思：一本书的意义存在于读者的主观体验中，而由伟大的人格写出来的书，我们是永远也读不尽道不完的。
我们注定读到的只是一些片段。
其实，我们读过的每一本书，无论是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不过是印在一本我们自己的大书上的一些片段而已。
我们自己的这本大书犹如古代阿拉伯人所发明的羊皮书，它由我们个体的总体阅读经验以隐形的或显形的字迹写成。这是一本始终开放的书。一次新的阅读经验，就为它添入了新的片断。由于新文字的出现，一些旧文字就可能被擦掉，已隐去的文字也可能复现。而整本书的结构也因此做出调整，产生新秩序，获得另一个新的文本。
然而，对执迷于心灵镜式观念（即认为人类的心灵对外界事物的反映是一种镜式的映照）的人说来，这却是一个难以发现的真理。在一个天真的读者看来，读过《红楼梦》，就是读完一百二十回，并不会因为这本大书的缘故，使我们仅看到了一些“仁者见仁，淫者见淫”的片段。
一本书之所以在天真的读者那里是完整的，其实原因在于我们的情绪和想象是完整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逻辑。虽然维特与简·爱只有“那一个”，但有一千个这样的读者，就可能有一千个维特，一千个简·爱。但这并非就是不幸。实际上，正是依靠这种主观创造性，我们每个人才有了一本属于自己的大书。
孩提时代，那第一本使我们兴奋不已的书，那第一个让我们顶礼膜拜的作家，一般说来，正是它们的磁场决定了我们这本大书的雏型。
郭沫若爱读司哥特的历史小说，因此几乎读遍了他的所有作品。我因为陶醉于《女神》，少年时代通读了《沫若文集》。许多人读了《忏悔录》，便连同卢梭的政治主张也一起接受了下来。当卡夫卡的藏书被发现之后，难道它的诱人之处就仅在于学术价值？
维特根斯坦说，你一旦真喜欢上某个作家，你甚至连他喜欢的书都想去读。是的，我们是非这样不可的，因为我们这本大书的第一个版本正由喜爱写成。
实际上，我们自己的这本大书最初也并非由我们自己写成，是黑格尔、马克思、维特根斯坦、卡夫卡、波德莱尔、兰波在为我们撰写；是萨特、海明威、塞林格、加缪、加西亚·马亚克斯、布留东、里尔克、博尔赫斯、海德格尔、乔依斯、本杰明、昆德拉，是，是，是……在为我们写作。这时候，我们自己就是维特根斯坦、卡夫卡，是博尔赫斯和里尔克。
挑战，来自于我们读到了更多的作品，我们自己的这本大书变厚之后。
钱钟书说，误解，圣解也！该话虽不像出自于一个学者之口，然而，为了保持我们自己这本大书的纯洁性，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本质上的误读似乎又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有关德国作家赫姆林的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问题。赫姆林十三岁时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在后来的岁月里，我至少读过二十几遍。”其间，他还专门听过一个据说能从头到尾背诵这本书的人的讲授。按理说，赫姆林对《共产党宣言》是不会有误的。但在他五十多岁时，却发现这些年来他是始终将其中的一句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误读为“……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
这不是一般性的误读，而是原则性的，根本对立的误读。前者所说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自由，后者则属于自由主义。但火与水在赫姆林自己的那本大书中还是相融了，正是通过这种误读，既为赫姆林保留了一本完整的《共产党宣言》，又使得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免于毁灭性的直接打击。
天真的人总希望自己所爱之物，彼此也能相爱、相容。但就是他，也不会永远无视这样一个问题：当两种以上同时为我们所爱、所信奉的东西，发生了根本性冲突时，我们就非得做出取舍不可。
如果说，上述赫姆林式的误解来自于我们的感情，那么，没有感情也就没有误解可言，有的只是认识论上的漠视与缺席，而对立的情感只会引起我们理性上的否定与怀疑。事实上，更为常见的也是，一本书的存在反倒构成了阅读另一本书的障碍。现代派的读者一般不会去读现实主义的作品。一类作家几乎命定成了另一类作家的克星。当我狂热地读过荣格的著作之后，克尔凯戈尔的作品便从视野中消失了。海德格尔嘛？就像刚做完了一场恶梦。还有萨特、加西亚·马亚克斯与乔依斯。同时，我也与弗洛依德、与福柯告别了。
到了这个时候，也可以这么说，我们自己的这本大书又变薄了。然而，这却是一本已经赋予了向性与结构的大书。如果说，我们自己的这本大书第一个版本由感情写成，那么它的第二个版本就是由理性写下，我们的这本大书也因此真正具备了羊皮书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