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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装裱藏书票的纸板可以看到吴兴文的背后的收藏世界
“一个以逛新旧书店、买书、看书、收书、写书、编书为终身职业的爱书人，藏书不满三千，多了放水流。”此话说的正是中国台湾出版人吴兴文。十几年来，他穿梭于两岸三地，以书会友。沈昌文先生赠其美名“书人”。
“你是拥有最多藏书票的华人藏书家”，当有人这么跟吴兴文说时，他立即反驳“不是啦，是最厉害的！”近二十年来他已收藏一万五千多枚藏书票。平常，他是个谨言慎行的读书人，但只要一提起藏书票，他立即拥有了话语的绝对控制权，在场的所有人都屏气凝神，听他讲述藏书票背后的故事。
收书：台北重庆南路巡阅使
吴兴文最早开始藏书是在小学六年级，他说那时收书的滋味比现在还美，人家用零用钱买糖果，他用零用钱买书。初中三年级的吴兴文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兼卧房，买书都买到了来不及读的地步。“上高中时我住校，每逢周末回到台北都要去书摊云集的牯岭街淘书，还自封为重庆南路巡阅使。”吴兴文在上大学的时候负责系刊的编撰工作，他列出心目中的台湾十大小说家，从那时就开始收集张爱玲、白先勇等人的作品。1979年的吴兴文和同学投资2.5万元人民币买了一百本三十年代的文学书，这让他瞬间找到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叛逆的他正值青春年少，还将猎取《金瓶梅》作为一个小小目标。终于如愿以偿地在旧书店淘到了张竹坡评本的《金瓶梅》。他笑着说：“其实只有第二十八回集中描写情色了。”“回头想想，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联经出版公司台大门市部做售货员兼采购。每天早上九点上班，晚上九点下班，仍然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吴兴文兴奋地说。他每天就像西西弗斯一样，把书摆上书架，转身再去摆别的新书上架。让他感触颇深的是台大学生阅读视野的开阔———自然科学、人文景观，大小通吃。
淘书：最向往北京琉璃厂
在吴兴文的心中有四大淘书圣地：伦敦查令十字街、塞纳河畔、东京神田古书街、北京琉璃厂。他一直梦想着在蜜月期游览这四大淘书圣地的其中之一。终于，在1989年8月底，他来到了北京。其他朋友都去爬长城，他却一大早跑去琉璃厂淘书。他淘到了1933年出版的俞平伯送钱玄同的《杂拌儿之二》，上面签有“玄同师诲改，学生平伯敬呈。”还找到胡愈之送启明先生的签名本《莫斯科印象记》。吴兴文特地为这两本书包上淡黄色的透明书皮。
“这些都不足为奇，最珍贵的是我淘出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这是一本由中国舞蹈之父吴晓邦送给徐光霄的《天马舞蹈室摄影集》。摄影集的扉页上，吴晓邦亲笔题字“天马舞蹈工作室自1957年至1960年7月第一阶段工作已告结束，兹奉上作品选图片一册，以留纪念。
今后，天马工作室并入了北京舞蹈学校，筹备第二阶段工作，困难尚多，望时加鞭策。“摄影集中收录了1957年至1960年天马工作室的舞蹈剧照《思凡》、《梅花三弄》、《春江花月》等等。吴兴文说，这本摄影集为被遗忘的历史作了注脚。
1991年，吴兴文再次来到琉璃厂，这次他居然找到了清华大学1922至1923年的毕业纪念册。吸引他的不是梅贻琦和梁思成的毕业照片，而是在毕业纪念册的扉页上印有五福祥云的藏书票。有趣的是，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被印成了“厚德载福，自强不息。”严谨的清华人在一旁纠正错误，标注“福”应为“物”。让吴兴文欣喜的发现还不止这些，很快他又找到了1916年之江大学的毕业纪念册，扉页上印有图案为“扬帆”的藏书票。
那个时代，国人一般认为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是藏书票的始祖，但这两本年代久远的纪念册却纠正了这一误解。吴兴文说：“这足以证明藏书票是舶来品，比鲁迅提倡的新兴木刻运动更为久远。”
藏书：扫荡沈昌文办公室
1992年9月，诚品书店在台北举行第一届古书拍卖会，吴兴文参与其事。加以那时国内的旧书比台湾便宜很多，而且台湾的旧书来源已几近枯竭。所以后来吴兴文每年都为诚品书店出差上海或北京搜集珍稀版本的古书，他说：“旧书不是批发来的，一定要亲自去找寻书的源头。”正好，为“诚品”采购旧书，也增加了吴兴文来内地的机会。
沈昌文曾说过：“收买吴兴文的心最简单，送给他喜欢的书就好。”所以九十年代吴兴文每到北京出差，最后一站都会来到沈昌文《读书》编辑部的办公室，沈昌文说：“喜欢的书都拿去吧！”吴兴文最初以为是玩笑话，但是一扫书架，就不由自主地挑出数件宝贝，包括《围城》的初版本、黄裳的签名本、沈昌文于1953年翻译的《苏联出版会计制度》等书。这段细节在吴兴文的《沈老，沈公，沈先生》一文中被详细披露，使沈昌文的办公室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沈昌文的朋友纷纷致电：“吴兴文能去你那儿拿书，为什么我们不能？”吴兴文感慨：“淘书的最高境界是把自己用不上的书送给喜欢它的人。可见沈公为人之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