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中生命的过程
书之为物，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墨迹和纸张，它有体温，渗透着昔者或彼者的生命体验和智慧表达。英国诗人弥尔顿说过：“书籍绝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含着生命的结晶，包含着像他们的子孙后代一样活生生的灵魂；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小瓶子，里面储存着那些撰写它们的活着的智者最纯粹的结晶和精华。”
正是有这种书中生命的存在，我们才有根据相信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辨。”因为书中不同的生命方式，搜索着和激发着与之对应的人的生命潜能，读书也就成了在字里行间发现自我、丰富自我、调节自我的心理过程。当书触动你的生命感觉时，我建议你注意做好读书笔记。记笔记是人和书的生命对证。你读到哪点最有感觉，你觉得哪点最有价值，你感到哪点最为重要，你感到哪点最为可疑，都不妨记录下来。一字一句地记，可以加强你的印象和记忆；分门别类地记，可以积累你的知识和清理思路；提要钩玄地记，可以在提要中把握要领，在钩玄中深化对意义的理解。张之洞讲：“读十遍，不如写一遍。”这也可以用在做笔记上。
笔记本子有个A、B面，最初的记录最好只写一面，然后在继续读书时发现同类问题，写在另一面，跟它对照，比较其间的同和异。积累多了，你对这问题，就有各种各样的角度、层次上的材料，然后就可以梳理它的渊源流变，或解释它的多重意义了。比如读王国维的一段话，觉得耐人寻味，就写在一面，以后不知道哪天读到《道德经》上相似的意思，又记在另一面。如果发现别的书上也有类似的话，再把它积累下来。相互参证，就可能发现它们之间的传承关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意义的微妙差异。
历史学家吴晗说过：“要想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要记住，一个人想要在学业上有所建树，一定得坚持这样做卡片、摘记。”唐弢先生也认为，大凡读书，一定要做读书笔记，不要自恃年轻时记忆力好，就不做笔记，如果那样，书读多了容易混杂，年纪大后记忆衰退，就难免要吃亏。唐弢先生晚年写鲁迅传的时候，想找一个材料，鲁迅曾经说过他的父亲喝醉时老打他母亲。所以，鲁迅从不喝醉。这段话在哪里？他查找了半年没查到，又找了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也没查到，后来偶然读书时，发现在萧红回忆鲁迅的文章里面。因此，他一再告诫，必须做笔记，不要相信你的记忆力好。如果把鲁迅跟酒的关系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一查起来不就很方便吗？也就用不着花半年时间去大海里捞针了，一有感受就写下来，要赶快，不要偷懒。
既然把读书当作人与书的生命的对证过程，是过程，就要设计好自己阅读的阶段性，处理好阅读注意力的集中和转移，逐渐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设计自身学术拓展的战略家。记笔记，关注对证过程的生命痕迹的记录；设计，关注生命对证的过程性的衔接和超越。
我讲点自己的经历供大家批评和参考。三卷《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完后，我读了近两千种书，如果在同一领域继续做下去，写一二十本书是没问题的，只要加一点新的资料、新的角度。但我想再写这方面的书，短时间内在分量上是超不过自己的小说史的。在这种情况下，就有条件可以转移我的学术领域。考虑到当时才40出头，身体还好，精力充沛，在文学所读书时间相当充裕，完全可能再做一个领域。在国家研究所做学问做成模样，就不能拘束于三五十年的现代文学，有必要转到二三千年的古典文学，予以古今打通。
但是转古典怎么样入手，这是一个很要害的问题。古典文献浩如烟海，关键是能否找到切入口。考虑到我搞过现代小说史，从古典小说切入，也许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先进行中国古典小说史论的研究。
进入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既是乐趣，又是冒险，下的功夫要比人家加倍。所以，《中国古代小说史论》每一章都力求广泛阅读，精心写作，光是在《中国社会科学》，5年间就发了6篇文章。《文学评论》、《文学遗产》上也各发1篇，英文转载过4篇，《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转载过15篇30万字，这可见自己在读与写上都是下了功夫的。尤其到新领域大家眼睛都在盯着你。古典小说史论的系列文章发表的过程中，韩国、新加坡都有一些学者说，中国有两个杨义，一个搞现代，一个搞古典，后来开会在一起时大家才知道是同一个人。
反思过去，我读书做学问打破了不少规矩。比如，古今贯通的作法，在当时也是越出规矩的。按照当时的学科分割体制，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是隔行如隔山啊，不光是时段的问题，不光是知识结构的问题，还有评价体系、工作规范和思维方式的问题，实在贯通之途，关隘重重。而且既然破了当时的一些规矩，人家用五分功夫，你得用十分，做到人家挑不出你的毛病。就是说，在现代小说史研究上建立自己哪怕一点点优势，在转移自己学术注意力的时候不要脱离这个优势，还要依凭这个优势开发新优势。若能这样，就在当时学科分割得隔行如隔山的情形下，为自己准备了从山的这面走到山的那面的一块垫脚石。有这块垫脚石和没有这块垫脚石很不一样，它为读书过程建立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两个不同的学科分支的对话系统，从而为古典小说研究投入新眼光、新思路，才能得出一些为现代人感兴趣的话题和见解。
读书的设计是一个立体性、动态性的设计。围绕着某个问题、某种原有优势的拓展，既可以在纵向上涉及古今，又可以在不同层面上涉及中外以及诸种学科。知今不知古，就罕能清理出事物的原理；知古不知今，就罕能悟透事物的意义和它运行的曲线；知中不知外，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封闭起来；知外不知中，就容易使自己的知识失去根，变得虚浮空泛。古今中外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互参，是读书深入以后应该追求的通则。我在1992年为什么要到牛津做半年客座研究员，就是要读西方叙事学著作。七百多年前波斯诗人萨迪在跋山涉水、托钵化缘的漂泊生活中，就说过“没有求知欲的学生，就像没有翅膀的鸟儿”这样的话，难道我们在开始航天的时代，就不需鼓起翅膀，翱翔于中外古今的知识空间吗？
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
世界上书籍之多，用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说是浩如烟海一点也不过分。而近世以来，企图对书中知识作出种种解释的思潮流派又五花八门，这就使得读书在面对花招百出的路标时既受启发，也易陷入迷魂阵。要保持一颗纯朴的心去认知书中的原本意义，已是难乎其难的事了，戴着不止一种颜色的眼镜走进书海，难免会坠入五里雾中。
因此，我提醒大家，读书要重视自己的第一印象。这是我们文学所老所长何其芳讲过的一句话，读书要重视第一印象。有感悟力、有感觉的人，第一印象是鲜活的，抓住新鲜的思想萌芽，上下求索，推演出一个新的理论。读书要首先不淹没自己，然后才能挺直腰杆与五花八门的思潮进行创造性的对话。切不要被一些现存成见和空泛术语套住，诸如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等等，不要被这些大概念束缚，以至遮蔽眼睛。首先看看李白、杜甫原原本本的是什么，我读了之后首先感觉到什么。杜甫有一首诗《赠花卿》：“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说花敬定将军请他吃饭，奏的曲只能在天上，在长安，皇族那里，朝廷那里听到，人间能够得闻几次呢？如果先入为主地相信宋人、明人出于忠君思想的解说，就会人云亦云地认定杜甫在讽刺花敬定，讽刺他僭越非分，在宴会上采用了皇家才有资格享用的礼乐制度。事情果真这样吗？现在一些注本都是这样讲的，沿袭明清时代的诗话诗评。这样讲似乎有学问，似乎很保险，但是实际上放弃了还原和创新的可能。杜甫还写过一首赠给花敬定的《戏作花卿歌》，称赞“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歌颂他平定叛乱勇猛剽悍的能力，说朝廷为什么不把他调到中原平定安史之乱，“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却在这里守成都？既然如此，人家把你视为知交，请你吃饭，给你奏好音乐，你竟然还讽刺起他来？杜甫如果这样，我觉得他心灵是扭曲的。实际上杜甫何尝是这意思呢？杜甫是说这美妙的音乐只能在长安朝廷里听到，现在我居然在成都将军府里也能听到了。可见安史之乱后，皇家的梨园子弟都流散了。这是开了一种风气，也就是中唐诗人用梨园子弟的流散来回忆沉没了的盛唐，别具一格地言音乐以怀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