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出生，山西临猗县人。1970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历史系。当过多年中学教员。1984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山西文学》主编。长期从事小说、散文、文学批评等门类的写作及现代文学研究。曾出版《徐志摩传》《李健吾传》《韩石山文学评论集》《韩石山学术演讲录》等20余部作品。
我是上过大学的，还是“文革”前就考上的。然而，说来可怜，进了大学门不久，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此后一天课都没上过，满了五年的法定学制后就算毕业了。转眼就是花甲之年，如果说此生还聊可自慰的话，一是要感谢爹妈给的这个脑袋还不太蠢，再就是中学时期的用功读书了。
高中那三年，是在离家百里之外的康杰中学读的。我可以说是晚熟的那种孩子，十五六岁的人了还没有什么志向。之所以用功读书，只是觉得学生就应当好好读书。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也说说，仅说说而已，很少往脑子里搁。恰恰是这种纯粹的读书，其乐无穷，其益处也最大。现在一读什么书，立马想到的是会得到什么知识，写什么东西用得上，看似用功，究其心术，先就不洁，直可说是贪鄙不堪。读书上若也分品格的高下，那时的读书是君子，现在的读书只能说是小人了。一个重的是义，一个重的是利，不可同日而语。
中学时期读书，实际是很苦的。且以一天为例：钟声一响，立马起床，迷迷糊糊地朝操场跑去。几圈之后回来，取上洗漱用具，又往自流井那边跑，刷牙、洗脸，再跑到教室取课本。在校园里找一处僻静地方，靠住一棵大树坐下，便放开嗓子念起来。先俄语，再语文，背得滚瓜烂熟。晚上临睡前半个小时，还要在路灯下或躲在一个角落里，把白天背过的书再背一遍。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中学课本上的许多古文，至今都还能背得下来，实在是那时不知念了几百遍所致，说是记在脑子里的，倒不如说是刻在脑子里的。
这点儿正式的功课怎能满足如狼似虎的求知欲望。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是看课外书了。这种书，主要是去图书室借。学校有规定，一次只能借一本，一个星期只能借一次。去的次数多了，跟管图书的老师熟了，帮他做些事，就能进去挑书，也能多借几本。再就是自己买了。家境好，爷爷、父亲都工作，每月给我的生活费用不完，除了偶尔上街买些零食外全买了书。什么《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见了就买。最荒唐的是，还买过一本《墨子研究论文集》。有的书看着挺好，买下一看就后悔了，比如就买过一本《烽火春秋》，以为是打仗的长篇小说，看了才知是陕西省烽火农业合作社的社史。父亲在外省工作，什么《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也给买了寄回。
高中毕业时，我的书竟有一大箱子。可惜这些书，“文革”开始后，大概是1967年春天吧，几乎全让弟弟拉到废品站卖了。那时我已到太原上学，回家一听，气得上去就给了弟弟一脚。弟弟从没见我发过这么大火，说是爷爷说卖的。我一听也没了脾气。那时爷爷被开除公职，戴上帽子回村劳动，今天抄家明天批斗，怕这些书惹事，连上家里原有的藏书，装了满满一平车，让不到10岁的弟弟拉去卖了。只有《墨子研究论文集》等少数书，上大学时带到太原，算是保存下来，至今还散乱地插在书柜里。
现在我的藏书，早非昔日可比。书房三面是两米多的书柜，大客厅里，也有两面是硕大的实木书柜。有多少，没统计过，总在万册以上吧。但真要说读书的乐趣，却没有多少。偶尔也有欢乐的时光，只是一想到读书是为了写文章，写文章是为了挣稿费，挣稿费是为了养家糊口，顿时就索然且凄然了。只有在找书时，间或瞥见中学时期买的书，勾起对往昔读书岁月的回忆，像是在提醒我，在我的读书史上，曾有过那样一个君子品格的读书时期。
《京华时报》 (2006-10-23 第025版)